今年5月,应高邮市委宣传部要求,到高邮市临泽镇采写“中国好人”杨文华。
杨文华是临泽镇退休镇干,今年76岁。
2013年,杨文华因收集整理本村27位烈士事迹,牵头建设烈士陵园而荣登“中国好人”榜。
接触杨文华,听其介绍,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2010年清明节,杨文华从家谱上得知,自己的两位堂伯是革命烈士,但只是市烈士陵园纪念碑上有他们的名字,而没有事迹介绍。他认为,这不仅仅是对烈士的不尊重,也不利于后人传诵铭记。再了解,村里与堂伯一样的烈士有两位数,都是有其名无其事。从那一天开始,他便下定决心,要把烈士的事迹弄清楚,要编之以书,还要树之以碑。
他从城里搬到乡下,在乡下买了旧房,稍事修葺,安顿下来。用一年多年时间,跨越省市,行程数千公里,27位烈士牺牲的来龙去脉弄得清清楚楚,编写成书,发至镇机关单位和师生。这是他的一己之力,也是自动自发,其花费都是从他自己的退休薪资中支付的。
但是,要树碑建园,一笔支出不菲,杨文华自知力不从心。杨文华在村党支部的支持下,以“五老”为主力,成立了筹建工作组,又拉起了志愿者队伍,队伍一下子扩展到300人,不长时间内,筹资超过4万元。筹备工作组有分工,有的跑土地,有的找建筑队伍,有的拉赞助,有的出劳力,众人拾柴,仅仅一个月时间,烈士陵园居然建起来了。规模不大但很规范,碑身不高但很庄严,引起各方注意,名之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前来瞻仰者不计其数。
杨文华获得“中国好人”,众望所归,名副其实。
到此,杨文华在临泽红色文化建设上所作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这只是开始。
十年来,杨文华围绕文化所做的工作确实不少。
他按照镇村组织的要求,带着几位“五老”写村史,建村史馆。村史馆里陈列的各种各样的老式农具、生活用具,都是杨文华平时收集的。他说,看到那些曾经伴随自己生活生产的农具用具丢弃了,很可惜,收集起来,陈列出来,至少,让人有个想头,也可以让后来人知道他们的祖父辈所走过的道路,也就是历史。村史馆建成后,引起了轰动,从省到市县镇村,每年都有一百多批次,前来参观学习。杨文华和他的同伴们,乐此不疲,管理、打扫、解说,忙得开开心心。他所在的朱堆村,成了明星村。杨文华还利用写村史、镇史的机会,阅读了不少书籍,挖掘了不少鲜为人知的临泽历史文化,并且写成文章,得到市相关部门的充分肯定。
杨文华是农民出身,只是小学文化,早年做过木匠,当过厂长,也担任过镇工业部门的领导,唯独与文化工作没有关联。他退休后凭着对烈士的崇敬,凭着对乡村文化的热爱,做了很多文化方面的工作,而且卓有成效。
杨文华所在的朱堆村是农业大村,人口超过4000人,主要从事种植养殖。与其他村一样,青壮年很少,有文化的青壮年更少。
现在,农村工作的重点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开花结果。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举措狠抓乡村振兴,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乡村振兴局,而且出台了《乡村振兴促进法》。
谈到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文化振兴是绕不过去的话题,或者说是更为紧迫的话题,因为文化不同于产业,不可能立竿见影,有一个漫长的培育过程。《乡村振兴促进法》“总则”的“第二条”和“第三条”说得非常清楚。“第二条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活动”“第三条促进乡村振兴应当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充分发挥乡村在保障农产品供给和粮食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传承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的特有功能。”“文化振兴”“文化建设”与其它诸方面同等重要、同时推进。
环顾乡村文化现状,着实令人堪忧。
说农村正成为文化沙漠,过于刺耳,也有点危言耸听,但为数不少的村文化在衰退,多数村的文化场所少、文化内容稀薄也是不争的事实。
基层干部对此十分清楚,说到文化,就头疼。上级部门检查到文化就棘手。
这似乎也怪不得他们。他们有难处有苦衷。做文化,要钱,要物,要人,特别是人,人是最大的难处,有钱有物,没人做,还是不成。有的村干部说:现在种田都没人了,哪还有人搞文化。他们说的也是实话。据我所知,经济实力真正强的村不是很多,实心地带自然资源不足的村,其经济来源非常有限,支付村干部工资都成问题,哪还有余钱做文化。文化人更是问题,一般村要找一名初高生都难,哪可能有大学生蜗居在村里。到基层了解一下各村“三大员”的年龄结构和文化层次,管中窥豹,农村中究竟住着些什么人,就很清楚了。
这就是农村的实际,也是乡村文化的实际。
通过到临泽采写杨文华,给了我启发。我不得不追问:朱堆村也是农业村,他们的钱从哪来?朱堆村里也没有多少年青人,也没有多少正经八百的文化人,他们怎么做成了烈士陵园,怎么建起了引人注目的村史馆?而且,朱堆村所做的文化,也不是所谓的“高大上”,是本土文化,是农村人习见习闻的文化,但做得有规模、有特色、有亮点。
这难道不引人深思吗?
我以为,朱堆村乡村文化建设是一个可以复制的案例。
朱堆村所做的,其它村也一定能做起来,而且可以做得更好。关键是要解决好几个问题,突出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思想上要高度重视。基层党政组织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领导者、组织者和策划者,离开了这一点,乡村文化就可能一盘散沙,自生自灭。实际工作中,对于文化,一些基层领导干部往往“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没有真正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没有将文化建设列入重要工作日程。文化往往是无形的,但其影响常常又是显形的。可以说,凡文化搞得好的镇村,民风就好,秩序就稳,群众的精神状态就不一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苦心婆心地劝村民垃圾不要乱扔乱抛,甚至采取罚款的方式,但如果村民没有一定的生态文化知识,不从思想上认识环境污染的危害,硬性措施只能管一时,而深入到灵魂的文化可以管一世,管长久。再看看,我们一直提倡婚丧大事简操简办,但大操大办仍然屡禁不绝,以至封建迷信大行其道;再仔细观察一下,现在有几个年青人遇到老人主动请安问好的。这就是科学文化、礼仪文化缺失所导致的。要从思想上充分认识文化建设在乡村振兴中的巨大作用,切实解决为什么要振兴文化的问题,千万不能认为文化要烧钱不产钱而束之高阁,或者表面应付。只有思想上的障碍清除了,其它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临泽镇党委和朱堆村党总支在文化建设上是十分重视的,搭班子,解难题,给经费,出书籍,搞活动,调动了基层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镇文化工作有声有色,生动活泼。
第二,要大力建设文化工作者队伍。就一般乡镇而言,主管文化的是党委的宣传科。乡镇机构改革后,文化工作应该归口党群工作局。党委和政府都有了主管部门。这些部门中有专人抓文化工作吗?村一级“三大员”中有专人抓文化吗?情况可能不是很乐观,特别是村一级,没人抓文化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在文化工作中,党政组织始终是主导者,既要宏观把控,还要微观协调,主导作用发挥不好,那么,势必影响文化工作的健康有序推进。首先要在镇村组织中明确文化工作的负责人。让他们牵头抓总,拿规划、订计划、定项目。农村文化人才严重不足是事实,也是表象。朱堆村的文化人才不是外聘的,也不是专家学者,是乡土人才,像杨文华仅仅是工作中积累了一些文化知识,因为热爱,同样做得风生水起。眼睛要向内向下,哪个乡镇哪个村还没有或多或少的老干部、老教师、老军人、老模范、老艺人,他们是本乡本土人,对家乡有感情,退休后有时间,经济上也有依靠,把他们组织起来、调动起来,做一起具体的力所能及的文化工作,比如编村史、搞展览、出板报、写典型材料、组织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他们一定是乐意的。当然,要给他们以尊重、以荣誉,使他们有荣誉感、成就感。杨文华离开村子几十年,又从城里回到乡下,其他人也完全可以回归乡里,就看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不是入心入脑,动心动情。文化工作者队伍建好了,就解决了谁来做文化的问题,也从根本上解决没人做文化的问题。要做好摸底工作,逐村排查,把民间的文化高手无一遗漏地排出来,请出来,分门别类,建档立案,通过一定的组织程序,让他们有名有分地开展乡村文化工作。还有一些退休在外的名人高手,亦即现在所说的“当代乡贤”,他们有文化、有地位、有影响,他们可能不一定都能“叶落归根”,但也可以通过必要的方式方法,比如函询、重大节日座谈等等,恳请他们,感召他们,让他们乐于为家乡文化建设献计献策。说农村文化建设没人做,可能是基层干部“眼中无人”“胸中无人”,或者说人才的标准过于教条。思想解放了,视野开阔了,方法方式灵活了,人就不成问题。
第三,要充分挖掘和整合乡村文化资源。基层领导常常还为做什么文化、拿什么做文化犯愁。其实他们犯难的是内容和载体。他们中的极少数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好做,有点东西也没有地方做。还是回头看看朱堆村。他们村有27位烈士,这是他们的特色,他们抓住这个特色,编写烈士事迹材料、编印小册子,建烈士陵园,突出了人无我有,把红色文化做得红红火火,感人至深。他们凭借老村部,利用杨文华收集的老旧物什,布置了一个村史馆,村里的老年人有想头,在外的年青人有看头,一举几得,反响极大。那些坛坛罐罐澡盆马桶锅碗瓢铲,上了岁数的村民谁没用过,又有哪些村会没有呢?传统文化散落在角角落落里,就在我们不经意的地方。要挖掘传统文化资源,逐村梳理,建立台账。有些是共性的,朱堆村展示的传统文化是共性的,要特别重视个性文化的挖掘。小的时候,我见过舞龙、踏高跷、打连厢、麒麟送子、踩花船;我听过秧歌、打硪号子、踩水车号子、纤夫号子。如此等等,都是先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喜闻乐见的群众文化,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要以十分紧迫的责任感,以抢救的速度,进行挖掘整理,一个项目就是一个特色,若干个项目就是一台大戏。当然,还有产业文化,比如咸蛋、三垛方酥、界首茶干、秦邮董糖、菱塘风鹅、临泽水晶月饼、蒲包肉等特色产品的生产过程与工艺,都是值得留存并展示的。根据挖掘的特色资源,可以建设主题(专题)馆。我曾参观过四川神木县竹编展示馆,那是一家私人投资建设的展览馆,馆主是竹艺传承人,其作品曾经数次作为国礼走出国门。展馆里展示的都是从古到今的各种竹器,琳琅满目,眼界大开。我们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建设主题馆,比如服饰馆、饮食馆、木器馆、铁器馆、炊具馆、电器馆、渔具馆,等等,每个村建设一个规模不等的专题馆,展示的是实物(图片),蕴籍的是乡愁乡情。一个镇十来个村,十多个主题馆,合起来蔚为大观,连起来就是一道靓眼的景观,未尝不是旅游的一个看点呢?这是从挖掘传统文化资源说的。再看看文化载体,亦即文化赖以存在(表现)的介质,侧重指硬件设施。近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在文化载体建设上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农家书屋、农民广场、文明实践站、幸福讲堂,还有不少闲置的村部、老学校,这些都是文化载体,也是很好的文化活动场所,不仅要整合起来,还要充分地运用起来,书屋门可罗雀、广场杂草丛生、幸福讲堂无人讲学的现象要得到根本改观,让文化弥漫村庄,浸入人心。
文化工作具有复杂性、长期性、渐进性,仅仅做好三个方面工作是远远不够的,但抓好三点,纲举目张,其它方面才能有序进行。
文化是一个地方的底气、精气和神气,也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强力支撑和无穷动力。朱堆村在农村文化建设上做出了成功的尝试,尽管还在完善之中,但毕竟为如何发展农村文化开了头、破了题,而且,他们的做法是可以复制的。如果每个村都能如朱堆村一样,有领导支持,有组织推动,有能人牵头,有一帮人在想在做,那么,振兴农村文化就不会是难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短板就能逐渐补上。
谁扛起乡村文化振兴的重任?朱堆村以实践作出了很好的回答。
名家简介
姚正安,笔名蒙龙,江苏高邮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江苏散文学会常务理事。自幼酷爱写作,以散文随笔创作为主,文章散见于省内外数十家报刊杂志。先后出版散文集《我写我爱》《记忆》《一种生活》《我的父亲母亲》《回不去的过去》,长篇报告文学《不屈的脊梁》。2014年《一种生活》获得第六届冰心散文奖,以及多种省级以上奖项。2015年获得高邮市委、市政府颁发的“秦少游文化奖章”。2020年7月,获江苏省报告文学优秀奖。(图源:作者本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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