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一直具有“南下北上”“东出西联”之利。独特的自然资源禀赋、交通区位,为河北商业发展提供了天然便利,自古至今,孕育出重要的商道、商帮和商品集散市场。
历史上,连通中俄的国际商道张库大道上,沟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大运河上,都有河北商人的身影。声震东北的“呔儿商”、走南闯北的武安商帮、随时代成功转型的高阳布商等,是近代河北商业的重要代表。依托地方传统特色产业,皮毛之都辛集、药都安国等地,成为闻名全国的商品加工和集散市场。商道、商帮和市场,共同勾勒出河北近现代的商业图景。
商道
远去的驼铃与帆影
张库大道:连通欧亚的国际商道
张家口大境门长城,这里曾经是“张库大道”的起点
1885年,一本极其重要的论著在伦敦出版。这本书中写道:“俄国和中国的茶叶贸易可能是1792年开始的,茶叶由陆路用骆驼和牛车运抵边防要塞长城边上的张家口。再从那里经过草原或沙漠、大戈壁,越过1282俄里到达恰克图……”
这本书就是《资本论》第二卷。书的作者是当时已经去世的卡尔·马克思,书稿由他的好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整理出版。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张家口到恰克图的这条贸易运销路线,就是形成于清朝的著名国际商道——张库大道。
张库大道,南起张家口,途经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清代名为库伦),直至俄蒙边境的俄国城市特洛伊茨科萨夫斯克(清代名为恰克图,时属中国),全长1400多公里,相当于北京到长沙的距离。
据当时资料记载,从张家口到库伦,马队行进40天以上,牛车需要60天,春冬两季运输主要靠骆驼,大约35天,之后渡河到恰克图。
这样一条连接中蒙俄的国际贸易运销线路是如何形成的?
“这条道路汉代就有,但一直以驿路、干道的形式出现,而以商道闻名,是在明清时期。”张家口历史文化研究者刘振瑛说。
明代隆庆五年(1571年),明朝与蒙古俺答汗实现和议,开展茶马互市,为这条国际商道形成奠定了基础。
茶马互市,是蒙古人与汉人的物资交易大会。
交易地点设在当时宣化府所辖的张家口堡、新开堡、独石口堡等五处地点,每年夏末秋初举办,历时半月。蒙古人带来马、牛、羊、骆驼、皮张等畜牧产品,与汉人以货易货,换取绸、布、茶、粮、铁锅等生活物资。
不过,茶马互市在贸易形式、持续时间上,与清代张库大道上的贸易有很大不同。
“茶马互市主要是蒙古族人定时定点来张家口贸易,而清代张库大道的贸易形式,是清朝商人去往库伦、恰克图,俄罗斯商人来到张家口,是双向往来贩运的长途贸易。另外,茶马互市的贸易量也无法与清代相比。”刘振瑛说。
真正推动张库大道成为国际贸易运销线路的,是清政府对俄国实行了开放的贸易政策。
清雍正五年(1723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条约确定两国商人可在中俄边境恰克图进行贸易。
“张库大道如果只停留在张家口到库伦之间,就只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国内商道。而向北延伸到恰克图,才是它正式成为国际商道的关键。”刘振瑛说。
1728年,中俄商人在恰克图进行了首次换货贸易,张库大道正式延伸到恰克图,成为一条国际商道。
自此,张库大道上中俄贸易的繁荣持续了一百余年,也让张家口成为京津冀一带对恰克图贸易的物资集散地和储运基地。
1892年12月5日,张家口元宝山。来自俄国的旅行作家阿·马·波兹德涅耶夫从恰克图出发,经过库伦,在这一天到达了张家口。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初到张家口的所见所闻:“在一个初来的旅行者看来,现代的张家口……至少要从城墙以外一俄里半的地方算起。在元宝山谷地的崖坡上鳞次栉比地排列着货品充盈的店铺,它们的老板主要是和到张家口来的蒙古人做买卖的北京商人和老西儿商人;在张家口经商的俄国人的住宅以及他们的茶叶堆栈也都集中在这里。”
这段见闻,最终收入了波兹德涅耶夫的《蒙古与蒙古人》一书中。
俄国商人可在张家口建行栈,是在清光绪七年(1881年)获准的。在此之前的清同治二年(1863年),清政府允许俄国商人直接到中国内地采购茶叶,中俄之间由定点贸易转为贩运贸易。
这样的贸易开放政策,让许多俄国商人赚得盆满钵盈。
波兹德涅耶夫在书中感慨;“俄国人往来于张家口已有二百多年,俄国公司在这个城市进行商业活动也有三十多年,有几十个人就是在张家口赚了几十万卢布,现在作为百万富翁而离开了这里。”
为什么政策一旦放开,张库大道就迸发出巨大的商业活力?
这与张家口所处的地理位置直接相关。
“张家口地处华北平原、黄土高原、蒙古高原的结合部,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汇处。从汉代的宁城互市、辽代的坝上榷场,到明代的茶马互市,张家口历来都是长城内外各民族互市的地带。清代,蒙古被纳入中国版图,长城不再是汉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的阻隔,张家口南北的贸易需求被充分释放。”刘振瑛说。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清代的政治经济政策,让张家口成为当时中国北方仅次于天津的繁华商业城市,成为“华北第二商埠”。
而在这条国际商道上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无疑是商人和商品。
究竟是哪里的商人在这条商道上做生意,都贩运什么物资?
2021年8月20日,张家口博物馆,“万里茶道”展厅。
展品中有一份签订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的盟约。
订盟人是三位商人——来自山西汾阳县22岁的郭清华、山西孝义县19岁的孙咸宁和河北张家口18岁的高鹤。
三人在盟书中约定:“今我等三人同在此城贸易……若是协力,同重于义气,亦能与古人并肩,今择桃园花开之吉日,而祝曰:‘今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俱要效古人之风,不可半途而废,久后若有三心二意、口是心非、利己损盟者,天厌之,天厌之。’”
这个山西商人与张家口商人“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正是在张库大道经商的众多商人齐心协力、互利共赢的缩影。
山西商人,组成了张库大道上资本实力最雄厚、最活跃的商帮,他们一般以整批大宗货物的批发贸易为主。
除此之外,还有拿着国家俸禄的旗人组成的“京帮”,联手经营的束鹿(今辛集市)、深州、饶阳、南宫等地商人组成的“直隶帮”,小本经营的蔚县、阳原、怀安、万全、涿鹿商人组成的“本地帮”。
除了国内商人,外商也汇聚张家口。
清末民国初年,设在张家口的外国商行总数达到了44家,如英国“德隆”“仁记”“商业”“平和”,德国“礼和”“地亚士”,美国“茂盛”“德泰”,日本“三井”“三菱”,还有法、俄、荷兰等国的商行。
清代到民国初年,张库大道贸易日益繁荣,这从张家口商户数量的变化可以直观反映。
清初张家口商户只有约80家,道光年间(1821年—1850年)260家,同治年间(1862年—1875年)1027家,而民国初年达到鼎盛时期,有1500多家,经商人数达3.5万人,占当时张家口总人口的一半,最高年贸易额达1.5亿两白银。
张库大道的商帮不但人员构成多元,贩运的商品种类也十分丰富。
“大小商帮用从内地购来的绸缎、米面、茶叶、瓷器、马鞍、铜铁器具等,到蒙古草原交换回马、牛、驼、羊、皮张和贵重药材鹿茸、麝香等,用茶叶、生烟等从俄国商人那里换回羽纱、毛毡、天鹅绒等。”刘振瑛说。
20世纪初,张库大道百余年的繁荣戛然而止。
1905年,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竣工并与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接轨,依靠骆驼牛马的传统运输方式,被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铁路取代。1929年国民政府与苏联断交,张库大道上的贸易被迫全部停止。
国际国内形势的风云变幻,让曾辉煌繁荣的张库大道走入了历史。
大运河:沟通南北的“黄金水道”
2021年2月1日,农历腊月二十,泊头市。在胜利桥南约200米的大运河河道内,几名施工人员正冒着严寒,将一根根木桩打入淤泥之中。
这并不是普通的河道施工现场,而是一场争分夺秒进行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十几天前,清淤施工队在这里挖出几块巨大木板,经文物部门判定是沉船遗骸。
发掘工作随即展开,先在沉船周围打一圈木桩,围绕沉船插入木板,在船底部插入钢板,将沉船整体吊装上岸,移入室内细致清理。
一艘长16.5米的明代商船随着清理一点点露出,随船出土的还有酱釉罐、龙泉窑青瓷罐、黑釉灯盏、定窑白釉碗等10余件完整瓷器和部分碎瓷片。
“船上既有产自浙江龙泉窑的瓷器,又有产自河北定窑的瓷器,这是当时中国大运河货运南北的缩影。”沧州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负责人郑志利说。
中国大运河,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总长3200公里,世界文化遗产。在我国古代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它是连通中国南北最重要的商道。
大运河河北段,全长530多公里,约占中国大运河全长的六分之一。
这530多公里的河道,不是同时建成,建造时间从东汉204年的人工运河“白沟”开始,到1293年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为止,前后历经1000多年。
1293年,大运河经历了一次“截弯取直”的重要改道。
改道前是隋唐时期修建的隋唐大运河,从余杭(今杭州)经洛阳北上至涿郡(今北京西南),洛阳以北段称永济渠;改道后,运河不再经过河南,而是从山东开凿新河道,直接连通北京,称京杭大运河。
表面看,大运河河北段线路变动不大,只是微调:邢台临西至天津的永济渠,依然是后来京杭大运河的主线。临西上游的永济渠,虽变身为京杭大运河支流,但仍是冀南通往京津的水上要道。
然而,这次“微调”对河北意义重大。它直接提升了河北段大运河的商业地位——因为元代京杭大运河最北端的城市北京,从北部边塞重镇变为国都。
元代定都北京后,河北成为畿辅。京杭大运河河北段成为这条沟通南北“黄金水道”的重要河段。
2021年10月9日,沧州东光,谢家坝。站在运河河道内,长218米、高5米、厚3.6米的谢家坝,给人一股坚不可摧的雄伟气势。
距离谢家坝不远处,是新建成开馆的谢家坝水工智慧博物馆。馆中一张谢家坝坝体剖面图,清晰展示了大坝的内部构造。
谢家坝,也被称为糯米大坝,它的坝体是由灰土加糯米浆逐层夯筑而成,夯土下面是毛石垫层,毛石垫层下面的地基要打入柏木桩,使大坝牢牢抓住大地。
谢家坝一带,地处运河急弯险段,水流湍急,历史上曾多次决口,但自从清末修筑谢家坝后,这一河段再也没有出现决堤。
事实上,在大运河修建的漫长岁月中,新修或加固大坝、修建水闸或泄洪的减河、清理河道淤泥,日常的运河维护工作从没有停止过。
为什么历朝历代都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疏通维修河道,保障大运河的畅通呢?
最重要的,是一笔经济账——在古代水运运输成本远低于陆路运输。
明代宝坻县令袁黄曾在《皇都水利》中写道:“运白粮自苏松至张家湾凡三千七百余里,自湾抵京仅六十里,而水运之舟价与陆运之车价略相当,是六十里之费抵三千七百里之费也。”
粮食从苏州一带运至天津张家湾的运河水路是3700余里,而从张家湾陆运进北京城才60里,但两者运价几乎相当。
水运的成本优势显而易见。
水运不仅运量大、成本低,受气候影响也更小。古代没有柏油路,遇到雨雪天气,道路泥泞,车马难行,而恶劣天气对水运影响较小。
其实,在南北运输中,除了陆路运输和运河外,海运也是一种选择。
元朝定都北京后,实行的就是“海河并行,海运为主”的方略。
但海运受季风和洋流影响很大,南方船只只能在春夏季节北上,然后在秋冬季节南下。虽然运输速度很快,但受季风影响,通航时间只有半年多。而且,由于气象预报系统不完善,海运的风险要大于运河,一旦遇上恶劣天气,便有船毁人亡的风险。
因此,权衡海运和运河航运的利弊,加之明代采取封关禁海政策,运河航运彻底取代海运成为中国南北水运大动脉。
2012年8月16日,沧州博物馆,“大运河北”展厅。
“邯郸、邢台、衡水、沧州、廊坊……”站在展厅入口的中国大运河线路图前,一位游客自南向北,数着大运河流经的河北5座设区市。
在5座城市里,沧州是唯一一座大运河穿主城区而过的城市。
这并非偶然。事实上,如今沧州市区位置的选择,和大运河的兴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隋代大运河的开凿使得沧州成为南北往来的要冲、水旱两路的咽喉。之后,两岸商贾云集,沧州城依运河而兴旺昌盛。
“元末明初,位于运河东岸的沧州旧城开始衰败,临近运河的长芦镇依靠贯通南北的运河漕运,逐渐成为新的地区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曾参与大运河申遗工作的郑志利说。
据《明史·地理志》记载:“沧州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五月徙于长芦。”
长芦,位于大运河西岸,今天的沧州城,就是在长芦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繁忙的运河航运上,主要流通着哪些商品?
京杭大运河,在明代又称漕河。漕粮,明清两代,是大运河上最重要的货物,每年都有约400万石漕粮经沧州运至北京。京杭大运河也成为明清时期国家的经济命脉。
不过,漕粮运输是官方行为,南北民间物资的贸易往来,才是激发大运河活力的最大力量。
2021年9月21日,沧州。正值金丝小枣收获的季节,沧县高川乡北马坦村果农张文荣早早来到自己的枣园,开始和雇工们一起打枣。
她拿着手中的细竹竿,游走在树枝和树叶之间,似乎没费多大力气,一颗颗小枣就纷纷散落在地上。张文荣弯下腰,把它们一一拾进筐里。
通过现代物流的高效运输,不久之后,这些有着独特风味的金丝小枣,将出现在中国20多个省(市、区)的大型超市和东南亚、韩国、日本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事实上,早在几百年前的明清时期,沧州枣就依靠运河南下北上,打开了南北市场。
“沧州枣最早的市场,在沧州城西大运河西畔,在明末清初已经有一定规模,通过运河,北上京城,南下江浙闽粤,是远近闻名的运河特产。”郑志利说。
曾经通过大运河南下北上的,不止水果。
北方的小麦、棉花、砖石、生铁、粪肥、皮毛、煤炭,南方的稻米、丝绸、茶叶、瓷器、盐、竹器、木料……大运河这条“黄金水道”,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最大程度上实现了中国南北互通有无。
商帮
近代河北商业的代表
“呔儿商”:更懂东北
上世纪20年代,“呔儿商”在哈尔滨开办的大罗新环球货店
“呔儿商”第一代东北“商业淘金者”的代表,是生于清朝道光年间、挑着货郎担走街串巷卖针头线脑的长途贩运小贩——刘新亭。
《乐亭县志》记载,乐亭刘家祖籍河间府,明万历年间迁入乐亭刘石各庄。早年间,刘家是地道的庄稼人,靠几亩薄田支撑家业。
“刘新亭是个眼光敏锐的商人,他听说当时东北的龙湾(今吉林农安)一带正在招垦开荒,当地非常缺乏农具和日用品,于是就用大车从家乡收购了大量锄板子、土布和棉花运往龙湾,再运回东北的关东烟、麻和粮豆等产品,到京畿等地去卖。”乐亭县文史专家李荣亭说。
随后的10年间,刘新亭借此获利数百万吊,为刘家的兴盛奠定基础。
经过数十年奋斗,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刘新亭的3个孙子分家时,刘家在东北和关内开设的商号已达30余处,包括大车店、榨油坊,并办起了钱庄。
到清末民国初年,刘家的生意北到黑龙江,南到上海,覆盖了大半个中国。
随着1898年关内外铁路(后改称京奉铁路)的开通,冀东与东北之间的交通更为便利,乐亭商人得以在东北站稳脚跟,并快速扩张。
1906年,吉林省成立吉林商务总会,董事19人中,有9名是河北乐亭人,可见当时“呔儿商”在当地的重要地位。
1907年,长春商务总会成立,第一任会长王获人便是乐亭人。国民党统治时期,长春有人倡议成立“乐亭同乡会”,当时在长春的乐亭人约有5万,占当时全市总人口的7%。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同样在东北经商的晋商,地位逐渐被“呔儿商”取代。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民族工商业全面萧条,“呔儿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武安商帮:南绸北药
伯延古镇,地处武安市城南,至今镇上有徐家庄园、房家庄园、王顺庄园等150多座清末、民国老建筑,是武安商帮商界传奇的见证。
作为冀商商帮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安商帮”在清末民初曾创造巨大辉煌。
“武安商帮最大的特点是‘一县之地独为帮’,成员所属地域范围小,几乎全部都来自武安,这与大多数商帮都以跨越行政区划的片区形式出现非常不同。”冀商文化学者董培升说。
为何地处北方重农抑商传统社会的武安人,会走上经商之路?
“武安人经商之路,最初是被太行山区穷困匮乏的自然耕作条件逼出来的。”研究“武安商帮”多年的邯郸市文化学者安秋生说。
武安,地处河北、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太行深山之中,山岳地貌几乎占武安总面积的一半,另一半是丘陵,土地贫瘠,难以耕种。
穷则思变。武安人没有墨守成规,早在明嘉靖年间,为了养家糊口,武安人就纷纷走出大山从事商业贸易。
武安商帮从明末兴起,至1956年公私合营为止,历史跨越300余年。
冀商中,闯关东的不止“呔儿商”,武安商人也是一支重要的商帮力量。
最初因为地缘相近,贩卖草药起家的武安商人,主要在河北安国、河南沁阳两大著名药材集散地之间贩运药材。清乾隆年间,武安人深感在竞争激烈的内地市场难有大发展,于是决定到还是商业蓝海的东北去闯荡。
最早踏上黑土地的武安商人,是龙泉村的武氏五兄弟。
他们走的是往返长达两千里的药材贩运之路:从保定安国购买药材,再到辽宁沈阳销售,再把东北“关药”人参、鹿茸、防风子、五味子等运回内地。
“五兄弟每人推一辆独轮车,因为路途遥远,他们总要带上多双布鞋,穿烂一双再换一双接着走,没有五六双鞋,到不了目的地。”安秋生说。
尽管路途艰难,但关内外药材差价让五兄弟获利颇丰。几年之后,他们在沈阳设店经营,改行商为坐商,药号“临泰”。
“临泰”药号在沈阳的设立,是武安商人在关外扎根经商的起点。
“五架小车闯关东”的成功,极大鼓舞了武安药商。自此,武安商人投资重点转向关东。
武安在东北的经营达到顶峰,是在清末民国初年。
“当时,关内百姓大规模移民东北,移民区缺医少药,武安药商抓住机遇,移民聚集到哪里,他们就把药铺开到哪里,逐步形成‘凡是冒烟的地方,都有武安人在卖药’的规模。”
武氏家族的“临泰”药号在东北规模最大,“连锁店”众多,黑龙江哈尔滨的“德泰恒”、沈阳的“德泰兴”、哈尔滨阿城的“恒泰德”、吉林公主岭的“德泰祥”等,都是武家产业。
2021年9月10日,邯郸武安,武安广场。
广场北端,矗立着九根高大的文化柱,每根文化柱都用浮雕的方式,镌刻着一段令武安人引以为豪的历史。
在第七根文化柱上,雕刻着四个醒目的大字:“南绸北药”。
“北药”,指武安药商在东北的药材生意,而“南绸”,是武安商人在南方的绸布生意。
绸布,是“武安商帮”主要经营的另一个行业。
“武安商人的绸布生意,从安阳、郑州、开封,一直开到苏州、上海。另外,在太原、西安等地,也有不少绸缎庄,太原历史上最早的‘宏顺德’绸缎庄,就是武安人开的。直到今天,苏州仍保存有武安绸布商人当年修建的武安会馆。”安秋生说。
据史料记载,1934年,武安的人口为377515人。其中在外商家1950家,从业25000余人,仅在东北就有商家1500家,从业20000余人。武安商人的经商范围,按照现今的行政区划,至少在18个省(市、区)以上。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关内关外的交通阻绝,加之中医中药在人们的生活中渐渐退居次要地位,武安商帮的传奇悄然落幕。
河北商业活动自古繁盛。从先秦汉唐宋元一代代名商巨贾,到近代冀商一脉,他们不仅在京津、东北和江浙一带声名显赫,更用万里商路联通了中国与世界,在我国商业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章节。
河北的水路、陆路商路也成为艺术文化交流融合之路。河北的武术、杂技、曲艺等发源于民间的传统文化,沿着一条条商路南下北上,走向世界。
溯源
古代河北的强势商品
河北古代特色物产示意图。喻萍/制图
武安,在冶铁历史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有汉代冶铁遗址。该遗址位于固镇古城遗址西部,主要分布在固镇战国古城之外。炉渣的积厚很深,随处可见。
1979年,邯郸地区文化局、文物管理所对固镇汉代冶铁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该遗址在当地俗称“药葫芦地”。
此次发掘共开探沟4条,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铁器,包括犁、铲、镰、马衔、钩、铧、炉条、裁刀等工具,以及部分熟铁半成品。人们在遗址内还发现残炉基、残炉壁和数量较多的炉渣、碎矿石层、耐火砖、红烧土以及白灰、木炭、炉塞等。加之发掘中不断被发现的灰坑、工作面、窖穴等,一切信息都表明,当时的铁业无论从形式上还是技术上都已具有相当的规模。
一系列遗址遗迹的发现证明,河北冶铁历史悠久。早在战国时期,河北就已经形成了赵国都城邯郸、燕国都城燕下都两大在北方颇负盛名的冶炼中心。
到了战国中期以后,河北地区铁器取代铜器,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
铁器,也由此成为河北向外输出的重要商品。
历史上最早一批富可敌国的“河北知名企业家”,就是靠冶铁和做铁器生意而发家的。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以冶铁致富的赵国巨商卓氏和郭纵——“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邯郸武安历史上因冶铁而富,春秋战国时的名相苏秦和名将白起、李牧都曾被封为“武安君”,食邑武安。
古代河北对外输出的另一项重要商品是丝绸。
2021年6月10日,国务院公布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定州缂丝织造技艺荣登名录榜单。
《中国全史》描述,“缂丝是我国丝织工艺中最受人珍爱的品种,宋代是缂丝的盛期,以河北定州生产的最为有名”,当时,定州缂丝与蜀锦、苏绣并称为中国三大工艺名品。
“一般我们印象中丝绸是江南特产,实际上河北是中国最古老的桑蚕养殖技术和丝纺织技艺的发祥地之一。”河北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梁勇介绍,“早在距今7000多年前,磁山文化(位于邯郸武安)的先民就已开始使用纺坠。”
河北在原始社会末期即出现了原始的纺织行业。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有众多的陶纺轮、石制的蚕,说明当时已认识了蚕的价值,有利用蚕丝的可能。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则直接出土了丝麻织物。
秦汉时,由于纺织器械的广泛应用,纺织成了主要的家庭手工业之一,河北丝麻织物不论在数量上质量上都有了进一步提高,河北成为全国最重要的丝绸产区之一。其中,钜鹿(今河北平乡一带)、清河(今河北清河、故城,山东临清一带)、房子(今河北高邑)等地的丝织业较为发达。
此后的1000多年里,河北一直是全国重要的丝纺织中心。到唐中期以后,河北甚至成为全国丝纺织业技术最发达、丝纺织品产量最多的地区。
盛唐时,大量西域商人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那些前往河北办货的丝绸商人,多半都知道一个叫何明远的定州人。
何明远,祖上是粟特人,当时正在定州主管城中的三个驿馆。他敏锐地发现商机,便在驿站旁边建造旅店,供来往客商住宿,专门以赚取胡商的钱为主业。
而何明远的另一个身份是丝织商人,“家有绫机五百张”——拥有近万人的大型丝织作坊。
巨商何明远的事业只是当时河北丝绸产业规模的冰山一角。
史料记载,当时河北道各州均产丝绸,尤以博、深、冀、定、幽等19州产量最盛。唐天宝元年,全国10道318郡总计向朝廷贡赋丝织品3400多匹——其中河北道常贡丝织品数量就有1700多匹,占全国总量的50.9%,居全国之首;而定州一地贡赋的数量就占当时全国总量的40%以上。
正是如此发达的产业基础,才推动了古代丝织业中最奢华的工艺——缂丝在定州诞生和发展。
到北宋时期,定州缂丝发展达到巅峰。当时,不仅地方供给皇族贵戚的最富丽、最精绝的丝纺织品是定州缂丝,就连契丹人也以河北绢为最上等。澶渊之盟后,辽国迫使北宋王朝纳绢时就专门提出,只要河北绢而不要江浙绢。
丝绸、瓷器,都是世界古代史上最有分量的中国商品。
日本兵库县白鹤美术馆,有一尊北宋磁州窑白釉黑剔花龙纹瓶,是该馆的镇馆之宝。
在日本,几乎所有有中国古代瓷器馆藏的知名博物馆中,都有磁州窑藏品。如今“陶瓷”“瓷器”,在日语中均写作“陶磁”“磁器”,可见磁州窑瓷器对日本影响之深。
“世界上几乎所有有瓷器收藏的重要博物馆,必然有来自中国河北的瓷器藏品,否则其收藏展览体系就是不完整的。”中国磁州窑博物馆馆长赵学锋说。
河北在中国瓷器史上举足轻重,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河北人就开始使用原始青瓷。至迟在北朝,河北人已在烧造瓷器。唐宋时期,河北一直是重要的瓷器产地,唐代邢窑就有“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记载,宋代以后,定窑、磁州窑以及井陉窑瓷器更是声名远播、行销天下。
其中,磁州窑作为中国古代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自北朝创烧,历经隋唐,到宋金元时期达到鼎盛,经明清至今,历千年不衰,是我国历史上烧制时间延续最久的窑口之一。
1976年7月,磁县城东4公里。
漳河和滏阳河汇流处古漳河河道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处沉船遗址。
沉船遗址东北有石砌建筑物和木桩等,似为泊船码头和古渡头遗址。此次遗址发掘出6艘沉船,均为木制。沉船上出土的遗物有陶、瓷、铜、铁、木、石等器物,以瓷器为最多,共379件,其中磁州窑瓷器共363件。
由于瓷器本身具有易碎、沉重、耐腐蚀、无时效性之特点,廉价、安全、平稳、畅通的水路运输就成为磁州窑的外销首选运输方式。磁州窑所处的漳、滏两河的天然水道也为产品外销的运输提供了天然便利。磁州窑的瓷器正是通过漳河、滏阳河及其连通构筑的水系网络到达沿海及内地的港口和码头,进而通过这些转运点分散到内地或出海运输到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及非洲等地。
在河北,还有一种从古至今一直是地方特色的商品——皮毛。
“四留一王村,熟皮最养人,学会皮手艺,终身不受贫。”
2020年9月21日,邢台市文史专家刘顺超随口说出一句本地民谚。
“提到河北的皮毛交易,大家首先想到的一般是如今的辛集、枣强大营或张库大道时代的张家口。实际上,邢台皮毛制革业始于明代万历年间,盛于清朝,至同治年间,顺德府南关曾是全国最大的皮毛集散地之一,规模甚至一度超过张家口。”刘顺超说,当时邢台的皮毛主要来自陕西、青海及内蒙古等地。
河北,自古以来即是皮毛交易的重要区域。
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和鲍叔牙曾经在蠡县一带规划过好几个专业的皮毛集散市场。民间传说范蠡也曾在蠡县做过皮毛生意,留下“自从范蠡过留史,天下皮毛第一家”之说。
宋辽金元时期,河北位于民族杂居融合之地,镇州(今河北正定)、雄州(今河北雄县)、霸州(今河北霸州)、安肃军(今河北徐水)、广信军(今河北徐水西)、新城(今河北新城东南)等地先后设立榷场,开展互市交易,皮货是互市交易中最重要的商品类别之一。
明清以降,南北互市更加频繁,来自蒙古高原的牲畜、皮毛等通过张库大道进入河北,沿商路形成相关的产业集群。直到现在,河北仍拥有辛集、肃宁、蠡县、枣强、阳原等几个重要的皮毛产业集群。
“今天的人们常常会忽略的一点是,棉花在我国其实是直到明清才开始大面积种植的。在此之前,皮毛一直是中国人最重要的御寒材料。”刘顺超说,因所处地理位置独特,皮毛可以说是河北覆盖面最广、时间跨度最大的商品品类,几乎在每个时期都是对外贸易的主角之一。
“在河北商业历史上,有特色的大宗商品是个变化的过程。这与河北的自然禀赋和在全国经济版图中所处的位置息息相关。”周文章表示,如果说皮毛、铁器、丝绸和瓷器成为河北大宗商品,更多依赖河北本身的自然条件和技术优势,那么后来陆续又有好几个品类在历史上曾占据一席之地,靠的则是商业交流的扩大。
比如棉纺织产品。元末明初,棉花在河北大面积推广播种,北直隶的高阳、南宫、广宗、南皮、赵县、元氏等县都是著名的棉花种植区,有的县种棉者占当地农民的一半。棉花的大量种植,带动了家庭棉纺织业的发展,织出的布匹,除了自己家庭的使用,其余拿到市场交换。
“另外,煤、盐也曾是河北的优势产品。”周文章介绍,煤矿主要蕴藏在太行山和燕山地带,峰峰一带采煤历史可以上溯到汉末,明代开滦、蔚县等地开始采煤,其中蔚县优质煤被称为水火炭,烧红放在香炉中,没有烟和煤渣,烧过的煤灰像白雪一样,时人称为天下一绝。而沧州一带盛产雪花白盐,自古是重要的产盐区。
印迹
商路滋养的文化遗产
武术:镖行天下武成风
太极拳爱好者在邯郸广府古城城楼前展演
在沧州的公园、广场,常能看到习武者的身影,城市道路两旁林立着各类“武馆”“武校”。
沧州是一座有深厚武术文化传统的城市。
据不完全统计,沧州市境内习武者近200万人,武术人口所占比例约为全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1992年,沧州被国家体委命名为“武术之乡”,成为全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省辖市。
沧州武术名扬全国,与大运河商路的存在密不可分。
在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期间,河北省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整理出325处遗产点,除去与运河直接相关的120处外,其余200多处都是大运河衍生出来的文化遗产。
武术文化,就是其中之一。
自古沧州有尚武之风。战国时期,沧州分属燕、赵、齐三国之地,是三个大国相互攻伐的重要战场。战乱频仍,为了生存,百姓养成了习武传统。
汉代,沧州东部隶属渤海郡,时任太守龚遂为发展农业,曾张贴告示,鼓励百姓“卖刀买犊,卖剑买牛”,可见当时武风的浓厚。
不过,这种民间习武传统,真正演化成具有独特地域风格和流派体系的民间武术,是在明清时期。
明代之前,大运河主要是为官方运输漕粮服务的“漕河”。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民间性和自由性,沟通北京和江南的京杭大运河上,民用商品大规模增加。
各类商品长途贩运,安全是头等大事。于是,许多商人雇佣习武之人保护货物、钱财,受雇的人称为“镖师”。
到了清代,“镖师”群体经营规模、业务范围扩大,职业化程度更高,一个商业组织形式更加完善的行业应运而生——镖行。
2021年6月20日,北京东城区西半壁街13号,清代“源顺镖局”旧址。
“源顺镖局”位于一座两跨四合院内,有房屋50余间。前院是仓房、车棚、马厩,后院搭有天棚,是镖师们练功习武、起居用餐的地方。
镖局,古代的武装运输业。从事这一行业,最基本的技能是要会武术。
“源顺镖局”创建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是当时全国十大镖局之一。创办人王正谊,世称“大刀王五”。他生于沧州,师傅是沧州最大镖局“成兴镖局”总镖头李凤岗。
据民国《沧县志》记载,沧州武术人才辈出,明清时期出过武进士、武举人1937名,京师许多镖局的创办人和镖师,都出自沧州或师从沧州武师。
如今我们在沧州已经找不到清代“成兴镖局”的遗迹,但通过沧州武师在京师创建的“源顺镖局”,仍能感受到沧州武术在全国镖局行业的影响力。
据记载,“源顺镖局”的业务北至东三省,南到江南,在商路沿线开通众多分号或外柜,一趟镖路长的可达两三千里。
明清时期,大运河上的沧州城,是镖局南下北上走镖要道。
因为沧州武术行家众多,镖行形成了“镖不喊沧”的行规,无论哪家的镖车路过沧州,都撤下镖旗,低调通过,不喊镖号。
20世纪初,京汉、京奉、京绥、津浦等铁路干线通车,形成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交通网络,加之邮政、海关系统的创立运营,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铁路运输方式出现,镖局业务受到巨大冲击,并最终走向没落。
镖局的兴衰传奇,最终写入中华武术史,成为其中的独特篇章。
2021年7月13日,邯郸永年区,育德太极武术院。
“马步扎得低一点。”“这一拳要打出力量来。”……在太极武术院拳师指导下,70余名青少年在习练太极拳。
在“太极拳之乡”永年,学太极拳已成为许多学生度过暑期的方式。
目前,永年太极拳习练者达到42万人,到永年学习太极拳的外地人年均超过10万人。永年1000余名拳师在国内办校,30余位名师常年在国外办班,一大批太极拳师走上职业授拳、传播太极拳文化的道路。
和永年太极拳一样,河北众多武术拳种已经从之前防身护体、保镖押运的实用功能,转变成一种强身健体的养生文化,成为向国内外传递武术精神的文化载体。
除沧州市外,邯郸永年区、邢台南宫市、衡水深州市、廊坊文安县、邯郸峰峰矿区六个县市区也被认定为国家级“武术之乡”。
河北大部分地区都有尚武传统。可以说,河北本身就是“武术之乡”。
河北武术拳种多样,辐射性强,影响面广。
在全国129个拳种中,形意、太极、八极、八卦、无极、八闪翻、绵张翻、鹰爪翻等50多个拳种发源于河北,主要分布在沧州、邯郸、保定、廊坊、衡水、邢台等地。
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武术类共7项,河北占4项,包括沧州武术、邯郸永年太极拳(杨氏)、邢台梅花拳、邢台沙河藤牌阵。
民国年间奉武术为国术,中央国术馆的教官七成是河北人,尤其以沧州为最。三大内家拳最有名的武师中,如孙禄堂、杨露禅、董海川、郭云深等都是河北人。
河北武术拳种的四面开花,与各地商路的存在密不可分——沧州、邯郸、保定、廊坊、衡水、邢台等城市,都分布在大运河商路或太行山东路大道这两条重要的古代水路、陆路商道上。
杂技:“走四方”到“台中央”
吴桥,中国杂技之乡。和沧州武术一样,吴桥杂技也是在大运河滋养下走向繁荣的民间艺术文化。
吴桥杂技表演艺术历史悠久。
在吴桥县小马厂村出土的南北朝封氏之墓壁画中,就有蝎子爬、肚顶、倒立、马术等杂技表演,这个家族定居在沧州吴桥、景县一带,可见杂技艺术1500多年前在这里已经很受欢迎。
不过,最初吴桥人演练杂技,并不是出于对艺术的爱好,而是学习谋生的技能。
吴桥位于黄河下游,西有大运河,东临四女寺河,河道摆动,水患频发,土地盐碱化,农耕难以养活当地人口,于是许多人选择练习杂技,卖艺糊口,浪迹江湖。
吴桥杂技影响力走出沧州,扩展到全国,是在元朝之后,特别是明清时期。对此起到促进作用的因素,无疑要有大运河的水上商路。
“小小铜锣圆悠悠,学套把戏江湖走。南京收了南京去,北京收了北京游。南北二京都不收,条河两岸度春秋。”
这是流传在吴桥杂技艺人中的一首著名“锣歌”,歌中的“条河”,就是大运河。
杂技表演,贵在有人气。运河商路上的城镇、码头,人流量很大,正是杂技表演的绝佳场所。
明清时期,吴桥杂技艺人主要的表演场所是运河两岸的大小城镇,北上有较大的码头连镇、东光、泊头、沧州、天津,南下是山东德州、济南、临清,直至扬州、杭州。
清代京杭大运河上商业繁荣的“杂八地”,如北京天桥、天津三不管、南京夫子庙等,都是吴桥杂技艺人会聚的地方,江湖上有“没有吴桥不成班”的说法。
吴桥杂技的兴盛发展,大运河功不可没。如果没有大运河经济带的存在,杂技这项民间技艺很难生存,更难吸引这么多吴桥人从事这一行当。
清代,也是近现代沧州杂技节目定型的时期。当时,吴桥的杂技已有技巧、驯兽、口技、魔术等六个门类的约200个表演节目。
但习惯了闯荡江湖的吴桥杂技艺人不满足于此,他们远涉重洋,最终推动中国杂技走向世界。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位杂技艺人不能不说——孙福有。
2021年6月19日,沧州吴桥,孙龙村。
在村东头路北,有一座与周围民居迥然不同的西式灰色小洋楼,罗马圆柱,拱门尖窗,门楣雕刻图案,房檐上有瓶形栏杆,三面木制回廊,小楼一派俄式建筑风格。
它的主人,是吴桥著名的杂技艺人孙福有。
1904年,孙福有的杂技班受俄国一家马戏团之邀,到莫斯科演出。1921年6月,在俄国、印度等国巡演多年的孙福有回国创建了中国第一家马戏团——中华国术马戏团。
到1928年,中华国术马戏团已享誉国内外,团队也达到了空前规模:有演职人员120多人,演出节目50多个,大象10头,狮虎马猴50多只(匹),两台发电机和14辆汽车。当时用火车运输这些道具装备,一次要16节车皮。
这家马戏团建立更大的意义还在于,它改变了数百年来吴桥杂技表演传统的“撂摊儿”形式,转为像欧洲马戏团一样搭建演出大棚,并为杂技艺人加装了保险绳。
演出大棚和保险绳的发明,使中国杂技从“撂摊儿”演出的街头艺术,转为内涵更为丰富、体系更为完整的舞台艺术,推动了中国杂技艺术从“走四方”到“台中央”的现代化转型。孙福有因此也被称为“现代杂技之父”。
2021年9月28日,石家庄,河北艺术中心。
第十八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开幕,来自17个国家杂技艺术家的35个杂技魔术节目同台竞技,共逐“金狮奖”。
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创办于1987年,每两年举办一届,已经成为中国杂技艺术领域举办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国家级艺术赛事。
世界杂技看中国,中国杂技看吴桥。2006年,吴桥杂技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虽然大运河商路已经不再是杂技艺人巡演的载体,但吴桥杂技的传承发展一直没有中断,如今已经形成成熟的现代商业演艺体系,并成为我国与世界各地合作交流的文化桥梁。
曲艺:商路即是传艺路
木板大鼓,是沧县地方曲艺文化形式。从2001年第一届“古韵书场”举办至今,十几年从没间断。与往年不同,为防控疫情,这一届“古韵书场”通过线上视频的形式和观众见面。
木板大鼓形成于明代中后期,距今已有400多年,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沧县志》记载:“江湖大鼓(木板大鼓)风行一时,其声韵顿挫淋漓,足表燕赵慷慨悲歌之声。”
数百年里,木板大鼓浑厚粗犷、狂放苍凉的声腔,伴随着运河之水传播南北。
清代的木板大鼓艺人,大多沿着运河跑码头卖艺。一副木板、一架大鼓、一把三弦,布褡裢肩上一搭,搭乘运河船只,北上南下,一路说唱。
在北方大鼓艺术中,木板大鼓是较早期的传统曲艺之一。它的唱腔、曲调被西河大鼓、京韵大鼓等所吸收,也被称为“京韵大鼓的母根”。
事实上,清代,在运河两岸流行的曲艺形式繁多,仅沧州一地,就有沧县木板大鼓、河间西河大鼓、河间皮影戏、沧州落子、青县哈哈腔等多个曲艺种类。
商路即艺路,不仅大运河商路带动了地方曲艺的南北传播,河北一些地方曲种,还沿着陆路商路,传播到东北地区。
2021年7月16日,唐山乐亭。
60岁的乐亭大鼓爱好者王仁东通过手机“快手”收看“张旭武—乐亭大鼓”直播间欣赏乐亭大鼓《呼家将》。
张旭武,是乐亭大鼓的省级传承人。他在“快手”的粉丝量大约9.3万人。他的粉丝除了唐山本地人较多外,还有来自辽宁、吉林、黑龙江的粉丝。
乐亭大鼓,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清代咸丰年间创立于乐亭县,是我国北方较有代表性的曲艺鼓书,流传于京、津、冀及东北三省广大地区。
乐亭大鼓在东北的流行,与清代到民国初期乐亭商帮闯关东直接相关。乐亭大鼓艺人随着商帮,沿着商路,将这种曲艺形式带到东北。
民国初年,闯关东的乐亭商帮“京东第一家”刘家经常请乐亭大鼓的说唱艺人到东北刘家的商号说书。他们出关以后,到锦州、沈阳、通辽、开原、长春、哈尔滨等地说书,不但使刘家商号的人们大饱眼福,还在当地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当地艺人向乐亭大鼓艺人学唱,乐亭大鼓艺人就在当地收徒。后来流行于辽宁的辽南大鼓,就是在乐亭大鼓基础上,吸收了辽南民歌及其他曲艺形成的。
目前,乐亭县拥有专业及业余乐亭大鼓艺人200多名,每年在乐亭及周边各县完成营业性演出20000余场。
这种传统的曲艺形式,经过当地艺人的再创新,发展出对口大鼓、群口大鼓、情景大鼓剧等多种形式,通过互联网等新渠道传播,依然具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2021年9月10日,邯郸武安,活水乡楼上村。
巍巍太行,戏韵楼上。这座仅有300余户的小村庄,处处流露出“平调落子”戏曲味。
平调落子戏曲博物馆、平调落子传习所、戏院、戏曲茶社……就连村里的街道、广场也以平调落子戏曲元素来命名,平调落子博物馆前的街道名为“端花”——取自一出著名的落子小戏。
楼上村,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安平调落子的主要传承地之一,村里有一家几十年没有间断的武安平调落子剧团,至今仍活跃在十里八乡。
武安平调落子,是武安平调、武安落子的合称。
武安作为一个县级城市能同时拥有两个剧种,这在全国都是非常罕见的。因此,武安也有“地方戏曲之乡”之称。
“武安平调落子广泛流传于我省南部邯郸、邢台等地,但很多戏迷可能不知道,历史上武安戏曲艺术发育过程中,武安商人起到了关键作用。”安秋生说。
“南绸北药”,武安商帮在明清、民国时期的足迹北至东北,南到江南,外来的戏曲艺术也随着商路、商帮来到武安,与武安地方曲艺交流融合。
武安平调,最初就是在外地经商的武安人带回来的“舶来品”。
平调落子起源于清代中叶,距今已经有200多年历史,是由流行于河南北部的梆子戏演变而来的。
“往来江浙一带的武安绸布商人,也把江浙戏曲经典剧目引入武安。如《天仙配》《桃花庵》《两狼山》等,其中《天仙配》与黄梅戏同名剧目的故事梗概大致相同。”安秋生说。
商路上的曲艺交流有来有往。武安商人也把本地的曲艺形式,通过商路带到了经营地,吉林“通化落子”就是在这种交流中诞生的。
武安落子最初是由武安一带民间所流行的“花唱”发展而来,落子说唱交织,载歌载舞,具有浓厚的武安乡土气息。
“武安商人到东北贩运药材,同时也把自身喜欢的‘花唱’小戏带到东北。它与当地的艺术形式结合,形成了新的艺术曲种、武安落子姊妹花——吉林‘通化落子’。”安秋生说。
不仅是木板大鼓、乐亭大鼓、武安平调落子等曲艺、小戏,河北更知名的戏曲曲种如河北梆子、评剧等,在形成、传播过程中也深受河北境内运河商路、陆路商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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