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初，第28期“江苏方志大讲堂”邀请复旦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葛剑雄讲授《中国历史地理中的运河》，解读大运河的前世今生与未来。葛先生说，京杭大运河是一条重要的运河，但“在漕运未满足以前，不许水用作其他用途。我们现在想象，当时人赶考一路坐船到北京，当时有这样的人吗？一个都没有的。不要说普通人读书人，连官员都不允许随便用运河的。非但是普通人，就是一些粮船，因为山东的运力有限，有些粮船要改走陆路。拉过这段高地，到了山东再运过去。所以交通一般就利用江苏和山东前面一段的运河，后面就不能用了。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运河开通以后，南北交通发达。”

现今的京杭大运河

　　葛先生在此强调运河通行漕运优先是对的，但其他商船和客船在运河上通行同样寻常可见。大运河的开通，确实是给南来北往的人们提供了水上旅行或水陆兼行的选择，而且北出通州达南方，或由浙东运河到北方都屡见不鲜。仅从元明清三代文人或官员的运河行旅诗文和行记（日记）来看，其数量就相当可观。我在《运河名物与区域文化考论》一书中，曾专列一章“大运河纪行诗文考”，通过详细的梳理，并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了展示与阐述。如，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文人陈孚（1259—1309，字刚中）就曾以布衣之身，为将其所作的《大一统赋》献给朝廷，从家乡浙江临海（今台州市所辖县级市）乘船，由运河顺利北达山东。只因会通河在他此行的三年后（至元二十六年，1289）才开通，所以从济州到陵州（今山东德州）再到大都（北京）的这段行程，陈孚才水陆并举。 会通河开通后，南北运河行旅的状况就不一样了。兹以明初杨士奇（1365—1444）等为代表的南方文人为例，他们不仅多次往返于京杭运河，而且还成就

　　了较为详实的运河行记与行旅诗歌的创作。早在明成祖迁都之前的永乐十二年（1414），杨士奇等人就曾由南京北上京城，一路在京杭运河中南北往返，并留下了详实的行旅日记——《北京纪行录》和相关的诗歌。当时，他们从南京出江东门，登舟过江东驿，沿长江东下，至仪真，过坝，便进入了运河北上的行程。明洪武中，因大通河（即通惠河，通州至北京的运河）湮废，“漕河起仪真讫张家湾二千八百余里”（ 张廷玉等著《明史》卷85《河渠三·运河上》），杨士奇一行在运河中行舟整整25个日夜，平均每昼夜航程110余里。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荣归省墓时，杨士奇又有《南归纪行录》途程记事。从他的两篇行记和相关诗歌中，我们不仅可以清楚地了解当时京杭运河的行程情况，而且对运河沿岸的风物变迁与行旅者的感受亦留有深刻的印象。（详见拙著《运河名物与区域文化考论》第五章“大运河纪行诗文考”）再如，明人程敏政（1446—1499）从通州运河乘船南下，行至山东济宁南旺水脊时，曾描写道：“济河潺潺向北流，济河??向南流。官船私舶都过此，南来北去几时休。”（《过分水庙戏成棹歌六章》之一，程敏政《篁墩集》卷六十八）可见，即便是运河最难过往的一段，官船和私舶也都是可以通行的。再看清代文人查慎行（1650—1727）的运河行旅所记：“客京师忽四年，戊辰二月，以外舅陆翁抱恙，扶侍南归，水程濡滞，凡四阅月。舟中多暇，以诗送日。翁虽手颤不能执笔，每口授余书。见余作，又未尝不色喜也。到家后，周旋汤药，余亦无诗矣。”查慎行家在杭州府海宁县，为陪护患病的外舅（岳母的老父亲）南返，当时最稳妥的旅行方式就是选择乘船。而二月份正是河湖水位最低的时候，运道阻浅难行，因此，运河旅程长达四个月之久。好在病人安臥在客船中，每天可以吟诗作赋打发时光，也时常乐在其中。这怎么能说“交通一般就利用江苏和山东前面一段的运河，后面就不能用了。”

　　葛先生在讲座中又说：“你现在地图打开，淮河有下游吗？没有下游的，到了洪泽湖以后没有下游了，下面是苏北灌溉总渠，这是人工开的。”（引同上）

　　事实上，淮河的下游一直存在。唐代淮运之会的楚州（淮阴），曾是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港口，具有通江达海、南北商贸之利。据唐文宗时入唐求法的日本高僧圆仁（794—864）《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楚州北有大淮，自西而东流，所谓‘大淮横涉，到于东海’。”（［日］圆仁撰，顾承甫、何泉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6～37页）唐人李邕在《楚州淮阴娑罗树碑》说此地是：“江海通津”“商旅接舻”。它不仅具有“弥越走蜀，会闽驿吴”的内河交通优势，而且因淮河入海，它还是东邻朝鲜、日本等国文化、商贸使团频繁进出的港口城市。

　　唐代诗人陶翰在《早过临淮》一诗中云：“夜来三渚风（一作“夜泊三风渚”），晨过临淮岛。湖中海气白，城上楚云早。”（《全唐诗》卷146）临淮，本为古地名。汉武帝元狩六年置临淮郡，治徐县（今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东南）。现今地处洪泽湖西岸、泗洪县东南呈半岛状伸入洪泽湖的临淮镇的沿革，即由此而来，此地亦即楼钥《北行日录》中所记的与泗州相距六十里的临淮县所在。而陶翰诗中所说的临淮，应即泗州。据唐人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卷九载：泗州“临淮县，（紧。郭下。）本汉徐县地，长安四年分徐城南界两乡于沙塾村置临淮县，南临淮水，西枕汴河。开元二十三年，自宿迁移于今理。”因为黄河夺淮、黄淮并涨和洪泽湖大堤的不断加高，这个临淮县治（泗州城），于清康熙年间，与富陵县城、睢陵县城、洪泽镇、安河镇、渎头镇、十八里河镇等古城镇，相继沉入洪泽湖底。而这个位于汴、淮交汇处的临淮县治，经扩建后，遂以泗州城而闻名。诗中所云之“三渚”与“临淮岛”，当是汴、淮交汇处形成的“漭漭芦洲草”的水泽漫滩。在唐代，黄海海岸线距泗州要比现在近百余里，而淮水“近海数百里通朝夕潮”（《渊鉴类函》卷38《地部十六·淮一》）。因此有“湖中海气白，城上楚云早”的景象。初唐诗人李峤的《和杜学士旅次淮口阻风》诗中也写到：“夕吹生寒浦，清淮上暝潮。迎风欲举棹，触浪反停桡。淼漫烟波阔，参差林岸遥。日沉丹气敛，天敞白云销。水雁衔芦叶，沙鸥隐荻苗。客行殊未已，川路几迢迢。”（《全唐诗》卷61）直到宋代，海潮溯淮涨落的现象，仍然十分明显。南宋绍熙元年（1190），诗人杨万里奉命迎送金国使者，从泗州乘船南返途中，在古洪泽镇待闸时，有《至洪泽》诗云：“早潮已落水入淮，晚潮不来闸不开。细问晚潮何时来，更待玉虫缀金钗”（［南宋］杨万里著，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30，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25页）。“玉虫”喻指灯芯，“金钗”喻比灯花。是说要等到万家灯火时，晚潮来了船闸才能开放。这种船闸又谓之潮闸，其主要作用借潮水的上行抬高水位，而引停泊在河港的船只顺利进入运河，闸塘蓄水也是暂时的，可以做到水量的日调节。如北宋熙宁五年（1072）九月，日本僧人成寻北上求法，由淮扬运河至楚州城西北闸头入闸，“（九月十七日）“戌时，依潮生，开水闸，先入船百余只，其间经一时。亥时，出船。依不开第二水门，船在门内宿……。十八日……戌时，开水闸，出船。”（［日］成寻撰，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39～240页）记载的就是新开河（即洪泽运河，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4）建）两端潮闸的运作情况：九月十七日，随潮水启新开河南闸，船只入运河；向西北航行六十里至淮阴，又六十里至石梁镇。因淮河水位低船不能出运河，至十九日戌时涨潮，再“开闸出船至淮河”，船只在淮河口闸头候潮过闸就历时一昼夜。（参见卢嘉锡总主编，周魁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水利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2页）杨万里在其《渎头阻风》一诗中，更形象地描绘了海潮顺着淮河通道向着上游汹涌顶托而直达龟山淮口的奇观：“天寒春浅蛰未开，船头一声出地雷。老夫惊倒卷帘看，白浪飞从东海来。东海复东几万里，扶桑顷刻到长淮。瑠璃地上玉山起，玉山自走非人推。似闻海若怒川后，雨师风伯同抽差。夜提横水明光甲，大呼一战龟山颓。老夫送客理归棹，适逢奇观亦壮哉。岂不怀归船不进，系缆古柳依云堆。须臾惊定却成喜，分付客愁金缕杯。”（［南宋］杨万里著，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30，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24页）时至明代，淮泗水泽海气雾浮的景象，依然入诗入画。如明人皇甫涍的《泗州道中三首》中，就有“天浮大泽阴”“海气望城楼”等诗句（［明］皇甫涍撰《皇甫少玄集》卷16）。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为本网站转自其它媒体，相关信息仅为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不代表本网观点，亦不代表本网站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稿件版权单位或个人不想在本网发布，可与本网联系，本网视情况可立即将其撤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