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水利建设，自古以来，一直受到各族人民的重视。人们经过几千年百折不挠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陆续修建起千千万万的水利设施。
沟通江淮的邗沟
相传早在商朝末年，我国即已凿成一条规模可观的运河，它的名字叫泰伯渎，是周太王的长子泰伯将王位继承权让给其弟季历、避地到荆吴（太湖流域）后穿凿的。它位于今无锡市东南。
春秋时期，开凿的运河渐多，有的为陈、蔡两国所开，在今淮水上游；有的为楚国所开，在湖北、安徽境内；有些为吴国所开，在太湖流域和长江、淮河、黄河之间。吴国凿的这批运河，无论对当时及后代，都有深远影响。
吴国首建于商末周初的泰伯，长期默默无闻。到春秋末年，阖闾、夫差父子相继为王，由于当时的太湖流域有了初步开发，又有伍子胥、孙武等人的襄助，国力逐渐强大。它首先对南方地区的两个邻国越国、楚国发动战争。为了在战争中便于运兵和运粮，公元前6世纪末至公元前5世纪初，在太湖流域，利用自然河道的基础，陆续凿成三条运河。一条叫胥浦，北起太湖东面，南到杭州湾。这是一条从对越战争的需要出发而穿凿的运河。另一条叫胥溪，位于太湖西面，是沟通太湖、长江间的运河，便于吴船向西进入楚地。还有一条由吴（江苏省苏州市）北上，到今江阴西部与长江会合，便于吴船经此骚扰长江下游的楚地。吴在大军伐楚以前，对楚采用声东击西的“疲楚”战术，这一战术就是利用后两条运河，或向西扰楚，或向北扰楚，使楚军防不胜防，疲于奔命。“疲于奔命”的典故即源于此。这些运河的穿凿，不仅促进了区域性的统一，而且还为后来的江南运河奠定了初步基础。
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吴军大败楚师于柏举（湖北麻城县东北）。12年后，即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它又败越师于夫椒（太湖西洞庭山）。经此两战后，楚国一撅不振，越国也臣服于吴。吴王夫差认为自己在长江流域的霸主地位已确立，决定用兵北方，以便强迫晋、齐、鲁、宋等黄河流域的诸侯俯首听命。筑邗城、穿邗沟，都从用兵北方的需要出发而兴建的工程。
周敬王三十四年（公元前486年），“秋，吴城邗，沟通江淮。”（《左传·哀公九年》）邗，就是古扬州，在今扬州市西北郊蜀冈一带，遗址周长约九公里。这是扬州建城的开始。吴国筑邗城，目的是在长江北岸建立进军北方的基地。凿邗沟旨在便于运送军队和粮秣。据《水经注·淮水注》载，这条邗沟从邗城西南引进江水，经过城东，再向北流，从陆阳、广武两湖（两湖分别位于今高邮县东部和西部）中间穿过，北注樊梁湖（今高邮县北境），又折向东北，连续穿过博芝、射阳两湖（两湖位于兴化、宝应间），再折向西北，到末口（今淮安市东北）入淮。邗沟的线路比较曲折，所以如此，目的在于利用当地的众多湖泊，以便减轻施工的负担。这是我国、也是世界有确切穿凿纪年的第一条大型运河，长约150公里。
凿邗沟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484年，吴师与齐师大战于艾陵（今山东泰安南）。齐师几乎全军覆灭，主将国书及其以下五大夫，或者战死，或者被俘，损失革车800乘。打败齐师后，吴准备再开一条运河，以便进军中原，以军事力量为后盾，迫使当时北方诸侯首领晋国就范。这条运河就是荷水。
黄、淮之间的东部，有两条较大的自然河道，一条是济水，是黄河的汊道，首起荥阳，向东流经荷泽（今山东定陶东北，已淤）、大野泽（又名巨野泽，今巨野县北，已淤），折向东北，注于渤海。一条是泗水，发源于鲁中山地，西南流入淮水。泗、济两水相距不远，只要在它们中间开一条不长的运河，吴国的军队便可以从淮水北溯泗水，再通过运河，循济水直达中原腹地。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482年），夫差在泗、济之间凿出一条运河，它东起湖陵（今山东鱼台县北），西到与济水相连的荷泽。因其水源来自荷泽，故称荷水。
当年夏天，夫差率领吴国大军到达黄池一带（今河南封丘县西南），召集北方诸侯举行历史上著名的黄池盟会。晋国自晋文公以后100多年中，一直是北方诸侯的首领，不肯轻易放弃这一特殊地位。因此，在这次盟会上，谁当盟主，执牛耳以盟诸侯，吴、晋双方各不相让。正当两军剑拔弩张时，吴王接到空虚的吴都被越军攻破的消息，只好向晋让步，匆忙带兵南归。
邗沟和荷水都是夫差从政治、军事需要出发而穿凿的，工程比较粗糙，邗沟的河道也较曲折，航运受到一定影响。但它们毕竟沟通了江、淮、泗、济诸水，对加强长江、淮河、黄河三大流域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都有重要作用。
中原水运枢纽鸿沟
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是我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战国初，魏国最早进行变法，魏文侯在位时（公元前445一前396年）在李愧〔kui亏〕、吴起、西门豹等人协助下，对经济和政治进行改革，军事力量曾盛极一时。战国中期，魏惠王仍然雄心勃勃，力图称霸中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先在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1年），将都城由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东迁大梁（今河南开封市）。继而又以大梁为中心，在黄、淮之间，大兴水利，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鸿沟水运枢纽。
鸿沟是沟通黄、淮两大水系的水运枢纽。这一工程经过两次大规模施工，才告完成。它开工于公元前360年，即迁都大梁的第二年。当时主要的工程是从黄河的汊道济水引黄河水南下，注于大梁西面的圃田泽（已淤），再从圃田泽引水到大梁。当时圃田泽是一个很大的湖泊，周围300里，它既可作为计划中鸿沟航道的水柜，以调剂鸿沟的水量；又可使水中的大量泥沙沉淀于此，以减轻下游运道的淤塞。
又过了20多年，即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9年），魏国对它又作大规模的扩展，将原来的大沟向东延伸，经大梁北郭到城东，再折而南下，至今河南沈丘东北，与淮水重要支流颍水会合。这条人工河道，史称鸿沟。鸿沟从大梁南下时，一路上又沟通了淮河的另一批支流，如丹水（汴河上游）、睢水（已淤）、（氵岁）[huo豁］水（今浍水）等。
魏国境内，本来可通航的河道较少，黄河多沙，只有部分河段可以行舟，丹水、睢水、（氵岁）水、颍水等，流短水少，也很少舟揖之利，内河航运并不发达。鸿沟凿成后，引来了丰富的黄河水，不仅鸿沟本身成为航运枢纽，而且丹水、睢水、（氵岁）水、颍水等也因为补充了水量，航道比较畅通了，内河航运有很大的发展。魏襄王七年（公元前312年），越国对魏国表示友好，赠送一批魏国需要的物资，其中除500万支箭杆外，还有300艘船只。赠箭、赠船，分别反映当时魏国在战争和航运两方面，对这些物资的需要都在增加。鸿沟水系不仅改善了魏国的水上交通，由于这些水道还可灌溉农田，因而它也促进了魏国农业的发展。史念海先生在其所著《河山集》中，认为鸿沟和丹水、睢水、（氵岁）水、颍水等流域，是战国后期我国最主要的产粮区之一。
自春秋以来，由于邗沟和荷水两条运河的穿凿，江、淮与河、济之间，已有水道可通，南北水上交通有所改善。但是对于经济、政治、文化比较发达的中原来说，这条水道的位置，毕竟有些偏东，与南方各地交往，未免过于绕远。而且因为它是当时南北之间的唯一水道，也不能满足通航需要。鸿沟凿成后，中原地区可以通过鸿沟本身及丹、睢、（氵岁）、颍等水径直入淮，与南方吴、楚等地的水上交通，远比以前方便了。鸿沟的穿凿，中原地区对其他各地的水上交通也有所改进。它可以循济、丹等水，东通卫、宋和齐、鲁；还可利用黄河，北通赵、燕，西连韩、秦。
穿凿鸿沟以前，黄河中下游和淮水流域，已经形成一批城市。它们中的大部分是政治性的都城，如洛邑（东周都城，今河南洛阳）、大梁（魏都）、阳翟（韩都，今河南禹县）、帝丘（卫都，今河南蹼阳西南）等。商业性城市较少，宋国的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因为地处荷水、济水交点，交通方便，才发展成为“天下之会”的商业中心。鸿沟水利系统形成后，由于河、淮之间航运和农业的发展，使上述这些都城的商业迅速繁荣起来。如帝丘繁荣到可与‘天下之会”的陶相比，并称“卫陶”。洛阳和阳翟也成为战国后期非常活跃的商业城市，当时著名的大商人白圭和吕不韦，便分别为上述两地人。因有鸿沟可资利用，洛阳商人还“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此外，在鸿沟运河网中，还兴起了一批新的城市，如丹水和泗水会合处的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睢水边上的睢阳，颍水入淮处的寿春等。
鸿沟到汉朝时称狼荡渠，魏、晋时的蔡河，也是鸿沟的一部分，它在历史上长期发挥里要的作用。
连接湘漓的灵渠
五岭山脉中的越城岭和都庞岭之间，有一个谷地，谷地中有两条自然河道，一条是湘江上游的海洋河，另一条为粤江水系中的始安水。如果在两水之间凿一条运河，就可沟通长江和粤江，便可解决秦军的粮运问题。不过，在此穿凿运河，在工程上说，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有利的是海洋河和始安水的距离很近，最近处只有1.5公里。不利的是海洋河和始安水间横亘着高约20一30米、宽约300一500米的小山阜；而且整个谷地地势的坡度也较大。监御史禄等决定克服困难，兴建这条运河。经过几年的努力，到奏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工程基本建成。这条运河的最早名称已经难以考查，后来人们相继称它为秦凿渠、零渠、灵渠、兴安运河等。
在古代，我国南方有一个人数很多的越族，他们活跃在江、浙、闽、赣、粤、桂等广阔的土地上，其中分布在粤、桂等地的越人叫南越。战国时期，南越与楚国已有一定关系，吴起在楚变法时，即将湘南、粤北、桂东北的苍梧并入楚国的领土。秦灭楚后，进一步向南发展，进军南越腹地。当时由于五岭的阻隔，交通不便，粮秣运输困难，于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命监御史禄负责穿凿运河，以解决军队的给养问题。
南渠可分上下两段，上段自小天平向西北走向，到兴安县北，接始安水，长约4.5公里。这一段系凿岩成渠，全部由人工开成，宽度虽较小，约7一14米，但工程比较艰巨。下段沿始安水、零水向西，至今溶江镇附近，接漓江，长约30公里，是在始安水和零水的基础上拓展而成，宽约10一60米。南渠全长30多公里，落差29米，河床比降很大，渠道上不设辅助工程，不便舟揖上下。后人推测，为了便于通航，当年可能已在沿渠建有原始陡门。陡门现称船闸，平时关闭，随着舟揖的前进而顺序打开，从而可以减少航行的困难。我国的正式陡门，至迟形成于唐朝，其雏形有人认为可以上溯到修建灵渠时代。灵渠是世界上最早的有闸运河。
灵渠由分水工程、南渠、北渠三部分组成。分水工程建在水量比较丰富的海洋河上，其具体位置在今兴安县东南二公里处的分水村。这里不是离始安水最近的地方，所以舍近取远，选址于此，是因为此地的河床较高，大抵与始安水相当的缘故。分水工程呈“图片”形，似木工的曲尺，角尖对着海洋河的上游。平时，它拦截海洋河水，阻止河水流入原来的河道，将其一分为二，七分进北渠，三分入南渠。这座曲尺形的分水工程，后人称为人字堤，就是今天大、小天平的前身。大、小天平属滚水坝性质的工程，洪水时，水可从坝上漫出，流入故道，以减轻天平本身及南、北渠道的压力。后来，在大、小天平的顶端前面，又建铧嘴，以提高分水功能和保护天平。据考证，铧嘴是唐朝增建的。
1936年和1941年，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相继建成，灵渠才让位于现代化交通工具。它在1956年最后停运，改作农田灌溉和城市供水工程，并成为桂林地区重要的名胜古迹，供人观赏。
北渠从大天平向北，到今洲子上村附近回到湘江故道，长约3.5公里。北渠经过的地带，是个山间小平原，这里的地面虽然较少沟壑，但坡度偏大，采用直线渠道，与南渠一样，也会流水过急，不便航行。为了减少这段渠道的比降，建设者们采用曲线渠道，形如蛇行。巧妙地用伸长渠的长度，以达到减少比降、利于通舟的目的。
春秋战国时，我国运河工程首先兴起于长江中下游及黄、淮之间。到秦、汉时期范围扩大了，南到五岭，西至关中，北及幽燕，都凿有运河。灵渠便是其中之一。
对灵渠构造上的巧夺天工，航运上的舟行便捷，宋人范成大深有感触，曾作诗加以歌颂：
狂澜既奔倾，中流遇铧嘴。
分为两造开，南漓北湘水。
至今舟楫利，楚粤径万里。
人谋夺天造，史禄所经始。
灵渠工程处处闪烁着建设者的聪明睿智。灵渠全长虽然不到40公里，是一条小型运河，但因为它沟通了长江、粤江两大水系，其地位却十分重要。它不仅在秦朝，而且在以后2000多年中，都是内地和岭南的主要交通孔道，对促进两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对加快岭南的开发，意义都非常重大。
长安、洛阳的漕河
西汉建都长安，到汉武帝时期，由于京都人口不断增加，官僚机构迅速膨胀，又要用兵匈奴和经营西域，中央政府的粮食支出非常浩繁，压力很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汉政府一方面在关中大修水利，以便发展当地农业，就近取粮。另一方面是改善水运条件，以便从当时主要产粮区的东部地方，调运更多的粮食进京。
西汉从函谷关以东运粮入京，本来取道渭水西运。但渭水多沙，水道浅涩曲折，运输功能很差。从长安东到黄河，陆路只有300多里，而曲折的渭河水道，却长达900多里。又由于封冻和水量不足等原因，一年中，它只有六个月可以勉强通航。因此，渭河年运输量很少，西运入京的粮食，只有几十万石。汉武帝时，须从东方调入粮食几百万石，急需另觅途径解决运粮问题。因此，当大司农（主管全国农业的长官）郑当时建议在渭南凿一条径直的运粮渠道时，汉武帝立即采纳了。历史上把这条渠道称为漕渠。
漕渠工程动工于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由齐人水工徐伯负责勘查、测量、定线，由几万军工负责施工。渠首位于长安城西北，引渭水为水源，经长安城南向东，与渭水平行，沿途接纳泬【jue决】水（皂河）、浐〔产〕水、霸水，以增加漕渠的水量。这些水道都发源于南山，含沙量很少。漕渠穿过霸陵（治所在今西安市东北）、新丰（治所在今临潼县东北）、郑县（治所在今华县）、华阳（治所在今华阳县东南）等县，到渭水口附近与黄河会合，全长300多里，历时三年完工。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又在长安西南凿昆明池，周长40多里，将沣水、滈【hao号】水拦蓄池内。凿昆明池除了用来操练水兵外，还可以调济漕渠水量和供应京师的生活用水。
漕渠的通航能力很高，它一直是西汉中后期东粮西运的主要渠道，一般年代，年运输量在400万石左右，最高年份达到600万石，约为渭水运量的10倍。除航运外，它还有灌溉农田之利，溉田面积约10000顷上下，比白渠多一倍以上，约与当时的成国渠相当。西汉亡国后，东粮西运的工作不再继续，漕渠因失修而逐渐湮废。
东汉定都洛阳，漕运工程的重点随着东移，既凿了一条名叫阳渠的新水道，又比较彻底地治理了汴渠。
洛阳虽有洛水可通黄河，但洛水大部分河段河床很浅，不便航运。为了使粮船可以直达京师，光武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在河南尹王梁主持下，着手兴建运河。他组织力量，“穿渠引谷水（洛水支流）注洛阳城下，东写（泻）巩川。”由于谷水水量不足和渠线安排不当，渠虽凿成了，但不通水。19年后，即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大司空张纯再度在京师附近修建运河。他汲取王梁失败的教训，一方面增加运河水源，除仍引谷水外，又引来了洛水干流；另一方面重新安排渠道线路，西起宜阳东部，向东经过洛阳城的西面、南面和东面，再向东到郾师附近回注洛水。这条运河名叫阳渠。第二次工程很成功，东汉从此以后，来自南方、东方、北方等地的粮船，经邗沟、汴河、黄河等航道，再循洛水、阳渠，可在洛阳城下傍岸了。阳渠的穿凿，不仅便于政府通漕，而且也使“百姓得其利”。
不过，东汉最大的运河工程，当数汴河的治理。从西汉后期到王莽统治时期，鸿沟水运体系，由于黄河的一再决口，已经支离破碎，有些运道完全断航，由丹水演变而来的汴河，航通也经常受阻。汴河是京师洛阳的主要粮道，在全国入京的租赋中，来自豫、兖、徐、扬、荆等州所占比重很大，多循此河入京。因此，对汴河的治理，东汉朝廷非常重视，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由王景、王昊主持的治河、治汴工程。黄河泛滥是汴河堵塞的根源，治汴必须治河。治汴工程主要有改造渠口和筑堤、浚渠等。
汴河以黄河水为水源，而黄河主溜在河床中摆动无常，单一引水口不能稳定地引入河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王景、王昊除修复旧闸外，又建新闸，实行多口引水。同时，将引水闸由原来的木结构改成石结构，以便更好地控制进水。黄河洪水流量很大，即便汴口设闸控制，仍然会有过量的洪水进入汴河，汴河仍然会决堤成灾。为了增加汴河的安全系数，二人又在其上游，即浚仪渠，用“墕流法”将涌入的过量的水，有控制地排出堤外。从荥阳到泗水，汴河全长800里，他们还全面地建筑河堤，深挖河床。经过这次治理，汴河的漕粮能力大大提高。
连缀河北诸水的五渠
河北平原位于黄河下游北面，太行山之东，燕山以南，东临渤海。这里河流纵横，水道众多。南部多黄河故道，由西南流向东北；中部之水多为西东流向，源出大行山；北部诸河为北南流向，发源燕山。它们都流入渤海，流短水少，不便航运。不过，如能在各河之间凿渠沟通，将它们连缀起来，水源得到调剂和集中，航运效益便会大大提高。东汉末年，曹操从政治军事的需要出发，为改进这里的水上交通，做了许多工作，先后凿成白沟、平虏、泉州、新河、利漕等五条水道。
东汉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官渡之战曹操虽打败了袁绍，但绍子袁尚仍盘据邺城（今河北磁县东南），负隅顽抗。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亲领大军渡河北征。从军运需要出发，他在河北首先建成了一条名为白沟的运河。白沟的主要工程之一，是筑堰逼淇水北流。古淇水即今淇河，发源于太行山，东南流向，分两道注入黄河。因此筑有大小二堰。小堰用石材建成，人称石堰，主要目的是堵塞小河，将全部淇水集中于正流。大堰叫枋堰，建于淇水正流入河处不远，这是一条木、铁、石参用，以大枋木为主的拦河大坝。淇水水量欠丰，不能像灵渠在海洋河上那样建分水工程，只能堵住全部淇水，使其北流。因此，河船入沟，沟船入河，都必须盘坝，将货物从船上卸下，拉空船沿坝的斜坡过坝，再将货物装船，继续航行。另一工程是在枋堰北面穿渠，引淇水进入另一自然河道白沟。白沟下接黄河故道古清河，清河北到今天津境，与沱河（滹【hu乎】沱河）会合。这样，白沟工程虽有盘坝之劳，但毕竟改善了黄河南北的水运。
袁尚被曹操击败后，投奔辽西乌桓首领蹋顿，图谋卷土重来。为了根除后患，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曹操北伐乌桓。在进军过程中，他命令董昭负责组织力量施工，相继凿成平虏、泉州、新河三条运粮渠道，开辟了通向辽西的水路。平虏渠在今天津市静海县境内，南起沱水，北到泒〔gu孤）水。泒水下游，大体上就是后来大清河的入海河段。泉州渠是沟通泒水下游与鲍丘水（潮白河）的渠道，由于它位于泉州县（治所在今武清县西南）境内而得名。新河西起鲍丘水，经过今唐山境内，东接濡【ru如】水。濡水就是今天的滦河。这三条渠道，特别是后两条，大概由于军马倥偬，而冀东又多沼泽，施工困难，工程粗糙，实际上并未发挥作用。
如果说上述四渠的穿凿，主要是由于军事上需要的话，开利漕渠则不同，主要是从政治需要出发的。邺城北控河北平原，南联中原腹地，地位重要，本是袁绍、袁尚父子的大本营。曹操消灭袁氏势力后，将自己的政治中心由许都（今河南许昌市）北迁于此。因此，他很重视对邺城的建设。发展这里的水路交通，兴建利漕渠，便是其中一个方面。它凿于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以漳水为水源，经邺城，向东到馆陶县西南，与白沟衔接。白沟是当时河北地区重要的水上交通线，利漕渠凿成后，邺城因有白沟之利，对幽燕中北部的控制，和对黄河以南的联系，都大大加强。由于漳水水量比较丰富，还因为增加了水源，使白沟的航道更为通畅。除以上五渠外，曹魏时又开白马渠，沟通沱水和漳水。
经过干百年的努力，到两汉时，我国的运河工程已经取得很大成就，它东起沿海地区，西到关中，南起湘桂，北到幽燕，都有运道可通。它对促进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边疆地区的开发，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都有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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