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中,考古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的分论坛之一,9月5日下午,“大运河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论坛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举行。会上,来自全国的知名考古学家进行了主题演讲及大运河考古项目的案例分享。
“大运河考古是以大运河为研究对象的专题考古,就是运用考古学的理论技术与方法对运河本体以及与运河相关的文化遗存进行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揭示大运河所蕴含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国家大运河文化公园建设服务。”浙江大学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大运河考古和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林留根细数,近年来,大运河沿线八省(市)共开展200余项运河考古工作,七处考古项目入选历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三处考古项目入选中国考古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借助考古学的视角,我们看到了一条历史与现实交替的深沉博大的运河,一条历经沧海桑田真实生动的运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刘瑞研究员介绍了陕西汉唐漕渠的考古新发现。漕渠是汉武帝为解决首都长安粮食问题,在公元前129年开凿的运河。2012年以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对汉唐昆明池遗址进行大规模考古勘探,已找到汉唐漕渠取水口和部分渠身,确定了汉唐昆明池的池岸线和进、出水口,发现了与文献记载一致的漕渠与昆明池间的沟渠联系,清晰而明确地揭示出汉唐时期国家水利工程的宏伟面貌。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书记刘海旺研究员介绍了对州桥与汴河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考古发掘显示,宋代州桥为平桥,桥下密排石柱,现已不存。考古发现的州桥遗迹,系明代早期在宋代桥基上建造的单孔砖券石板桥。令人惊喜的是,州桥南北两侧的石壁依然是宋代旧物,保存着体量庞大的石刻壁画,从规模、题材、风格方面均代表了北宋时期石作制度的最高规格和雕刻技术的最高水平。刘海旺说,对州桥与汴河遗址的考古,为研究中国大运河及其发展变迁史提供了考古实证。
河北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胡强介绍了对永济渠和唐宋武城的考古新发现。永济渠是继隋炀帝开通济渠、邗沟之后开凿的又一条重要运河。通过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基本明晰了河北省故城县境内永济渠故道的走向、形制和组构要素。故城段永济渠故道两侧分布有较为密集的唐宋遗址,规模最大的就是永济渠北的武城遗址。胡强介绍,武城是永济渠连通海运的重要节点性城市,该遗址古代陶瓷器遗存丰厚,年代延绵,是研究唐宋时期瓷器消费情况的实物资料,对古陶瓷研究有重要意义。
10余年前,扬州隋炀帝墓的考古发掘曾轰动全国,并入选“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扬州市博物馆馆长束家平当时正是隋炀帝墓考古发掘的领队。他回顾了那次重大考古发掘,并介绍,“隋炀帝陵墓考古结束后,扬州建起了隋炀帝陵遗址公园,展示隋炀帝与大运河以及扬州的不解之缘。”束家平说,隋炀帝陵遗址公园以墓葬本体为核心,以遗址保护为优先考虑,按隋唐时代古代陵寝制度的格局进行空间布置,突出了帝王陵寝沉稳、庄重的空间气质和历史沧桑感。
淮安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赵李博介绍了淮安板闸考古成果。从2014年以来,淮安的考古工作者对板闸遗址进行了持续发掘,清理了明代水闸、河道、河堤、码头和建筑基址等五类遗迹,此外还在板闸古河道区域内,发现了两条明代沉船。“板闸遗址是以历史上的板闸为代表的水工设施群,以钞关为代表的运河配套管理设施群,以板闸镇为代表的街巷建筑群等为中心的历史遗存集合。”赵李博说,考古发掘工作结束以后,淮安市对板闸遗址实施原址保护,已建成开放板闸遗址公园。
一次次考古发掘,一件件出土文物,阐释着大运河的厚重历史,启迪着大运河的美好未来。“大运河的考古延伸了历史轴线,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也将为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打下坚实基础。”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馆长郑晶说。(于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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