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仓，狭义上是一个独立的粮仓名称，广义上则是指淮安府署下属的几座粮仓。

　　名为“淮安仓”的这座漕仓，位于江苏淮安城瞻岱门外闸口，乾隆《淮安府志》卷十一中载：“淮安仓，在府治东门外一里。前明建，后圮。雍正八年（1730），知县孙荫孙重建廒三十七间。每岁漕粮俱于此交运，官收官兑，民甚便之。”光绪《淮安府志》卷四中也载：“淮安仓，为兑漕粮，设在郡城东门外。”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六十四中所提到的永乐五年（1407）二月“辛亥修淮安仓并淮堤”，说的正是这座粮仓。它的运作时期主要是在明代以及清代早期、中期。

　　广义上的淮安仓是指淮安府署各仓，如大军仓、东新仓、常盈仓。正德《淮安府志》卷六“府州县属官表”中载：“本府常盈、东新、大军三仓，置官大使各一员，俱从九品，副使三员未入流。”仓大使官位很低，但要负责仓内的日常事务及人员管理，而在一些特定时期，针对非军水次仓，朝廷专门派遣了户部五、六品官员在淮管理其业务，如常盈仓。

乾隆《淮安府志》中关于淮安府粮仓的记载

　　在淮安城内，府仓主要是大军仓和东新仓。其中大军仓有两处，分别在淮安旧城和新城。旧城中的大军仓也是淮安卫的卫仓，最早建于元泰定元年（1324），由时任淮安路总管府总管、蒙古官员脱剌海牙在府署西北创建，当时只建有“泰”字等号仓廒十间以及官厅三间和前门一座。明洪武六年（1373），淮安府知府任光祖在此基础上，增建了“天”字号仓廒六十间，共计有廒七十间。新城内的大军仓则也是大河卫的卫仓，据正德《淮安府志》中的图绘，可知这座粮仓的规模与旧城中大军仓规模相当。大军仓主要是兑军粮米，也是收纳漕粮的重要仓库，漕军开支均在其中。

　　东新仓是完全为漕粮征兑所服务的，“东”是其方位，“新”则为“收储新米”之意。它始建于洪武元年（1368），位于淮安府学东迤北，由首任淮安府知府范中新建，设官厅三间，前门一座，计有“智”字等仓廒六十九间。在永乐十三年（1415）前，仅淮安旧城中的大军仓、东新仓就建有仓廒139间，若按明嘉靖初年杨宏、谢纯所撰《漕运通志》中所述，以一间廒十间房的的规模来算，此时淮安旧城中的府仓共有房1390间。如若再加上新城大军仓、东门外淮安仓的规模，淮安府仓的规模接近两百五十廒，近2500间房的规模。此外，淮城内外还建有预备仓三处，东仓、南仓，仓巷内的西新仓，以及用于赈灾的储济仓等。

漕运图

　　自永乐十三年（1415）漕运“支运”法实施的十六年间，常盈仓成为淮安府水次仓，其新建于山阳县清江浦运河畔，方便军民运输。时新建仓廒一百间，计1000间房。不过在“支运”法则停止后，常盈仓渐废，“遂岁久而倾圮”。而淮安府仓中的两座大军仓和东新仓，却作为淮安府治的就近粮仓，一直维护沿用。隆庆元年（1567），朝廷又在淮安城内专设漕储道，专司漕粮仓储事宜。首任漕储道潘允端，便是上海豫园的主人。

　　到了清代，漕运袭明制，官司其责而屯丁长运，淮安府仓也有了重大的调整。曾经的东新仓、常盈仓逐渐不存，唯有大军仓规模变小，专贮漕运、河道二标兵粮。除了府仓外，淮城内又建常平仓两座，一是漕运理刑分司公署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在三牌楼附近改建，有仓廒五间；又于乾隆五年（1740）由山阳县知县沈光曾整修仓廒十二间。另一座则为漕运总督张大有于雍正十三年（1735）购买民房改建而成，后废，于乾隆五年（1740）再由山阳县知县沈光曾整修仓廒十间，位置就在淮安东门司水巷口附近。社仓是乾隆元年（1736）淮安新设的低等级粮仓，共有五座。一座在近西门外，而另外四座分别位于东、南、西、北四乡，设正副社长进行粮食管理，依时收放。

清初一则淮安仓请旨处分的公文

　　据光绪《淮安府志》载，到光绪年间，随着漕运衰败，淮安原有的淮安仓、淮安漕仓、大军仓、东新仓、常平仓、社仓、东仓、南仓、储济仓等仓均被废除，只留预备仓专门用于征兑漕粮，其仓内又有一仓于光绪六年（1880）建成，专储赈荒粮食。在西门城楼处还设丰济仓一处，所储粮食专为赈荒。

　　光绪三十年（1904）年底，伴随着漕运总督的裁撤，淮安的官设粮仓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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