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运河不仅具有交通运输功能，还具有水利灌溉功能。沿汴屯田，就地取粮，用汴河水灌溉农田，早在唐代就有了。宋代在王安石变法的鼓励下，引汴水放淤达到高潮。为了引汴灌田，修建了一些水利工程，著名的有在安徽天长、宿县一带兴修的“三十六坡”和“横斜三沟”等大型水利工程。为了引汴灌田，不惜停止航运的地步，可见，在宋朝引汴灌田是很普遍的事，就地取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隋炀帝时期开凿的通济渠，又称汴河，自板渚至汴州，大致沿睢水至宋州（睢阳郡），再沿古蕲水东南行，经宿州入泗州达淮。1999年柳孜“宋代码头”的发掘，通济渠的流经路线已没有任何的争议。隋炀帝在开凿大运河时花费了劳动人民的心血与劳力，而背上千古骂名，但他们的血汗没有白流，这一伟大工程造福于后代，唐宋是最大的受益者。关于这种情形，唐宋时代的人已有深刻的认识。例如唐皮日休《汴河铭》云：“夫……垂后以功者，当时劳而后时利。……隋之疏淇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今自九河外，复有淇汴……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不劳一夫之荷畚，一卒之凿险，而先功巍巍，得非天假暴隋，成我大利哉！”又宋卢襄《西征记》云：“遂念隋大业间炀帝所以浚辟使达于江者，不过事游幸尔。……今则每岁漕上给于京师者数千百艘，舳舻相衔，朝暮不绝。盖有害于一时，而利于千百载之下者。天以隋为我宋王业之资也。”汴河漕运的重要性已关系到唐宋帝国兴亡。前人只注意到汴河的交通运输的作用，而忽视了汴河的农田灌溉的作用，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

　　宋太祖把首都定在汴州自有一定的原因。《宋史》云：“太祖起兵间，有天下，惩唐季五代藩镇之祸，蓄兵京师，以成强干弱枝之势。”范仲淹的话讲：“我祖宗以来，罢诸侯权，聚兵京师。……所以重京师也。”首都驻屯的军队多了，对于粮食的需要便激增起来。《宋史》又云：“太祖……蓄兵京师……故于兵食为重。”因此，为解决首都非常重要的粮食问题，北宋只好承五代之旧，建都于较便漕运的汴京。宋张方平在《论汴河利害事》一文里有精辟的论述：“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今仰食子宫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大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京大也，师众也，大众所聚，故谓之京师。有食则京师可立，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城，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汴河已提到“建国之本”的高度，宋太祖是非常看重汴河漕运的，以致运河溃决的时候，本人亲自下河督工抢修。“淳化二年（991年）六月，汴水决浚仪县（今河南开封县治）。帝（宋太宗）乘步辇出乾元门，宰相枢密迎谒。帝曰：‘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车驾入泥淖中行百余步。”北宋时期运河每年向北输送的物资巨大。就其中米粮一项，由东南六路运往汴京，“国初未有定数。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始制汴河岁运杭米三百万石，……至道初（995年），汴运米至五百八十万石。大中祥符初（1008年），七百万石”。其后越来越多，在真宗末及仁宗时（1023年─1046年），运河每年运抵汴京的米，有时竟多至八百万石。不过就大体上说，在北宋时代，运河每年的运米额，以六百万石的时候为多，有时更减至五百五十万石。这么多的漕粮运输，不仅量大，费用也高，这是亟待解决现实的问题。

　　据估计北宋盛时开封城内人口有一百余万。百余万人口的粮食，全仰给于东南漕运，不但费用浩大，也属不可能的事。故当时有人建议，扩大汴河两岸的耕地面积，增加粮食生产，来解决一部分京师附近地区的供养问题。这种主张以宋神宗熙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侯叔献所言为代表，他认为“汴河岁漕东南六百万斛，浮江溯淮更数千里……夫以数百万之众而仰给东南千里之外，此未为策之得也。臣伏思之，沿汴两岸，沃壤千里，夹河之间，多有牧马地，及公私废田略计二万余顷，常为不耕之地，此遗利之最大者也。观其地势，利于行水，最宜稻田，欲望于汴河两岸稍置斗门，泄其余水分为支渠，及引京索河并三十六陂水以灌之，则环幾甸间，岁可以得谷数百万以给兵食，此减漕省卒，富国强兵之术也。”当时朝廷即从其言，在汴河两岸引水灌田。自此引汴溉田之风大起。直到明朝时，宿州还有军屯，明弘治、嘉靖编的《宿州志》有记载。

　　沿汴屯田，就地取粮，用汴河水灌溉农田，早在唐代就有了。这也是汴河沿岸人口密集，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就地解决粮食问题，没有办法的办法。据《新唐书·地理志》天宝元年（742年）的户籍记载，在当时汴河流经的地区——河南道的户口，在全国十五道中居首位，有户一百六十五万六千余，口一千六百五十余万，占全国户口数五分之一强。河南道共三十州，其中尤以汴河沿岸的河南府（118万余口）、汴州（125万余口）、宋州（89万余口）三州为最多。可知当时汴河沿岸，特别是在汴河的上游地区，是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人口的增加，势必导致土地的大量开垦，农业用水量的增加。汴河正是该地区唯一最大的河流，因此两岸人民纷纷派引汴水来进行灌溉。当时汴河沿岸的“大梁、彭城控两河，皆屯兵居卒，食出官田，而畎亩颇夹河与之俱东，仰泽河流，言其水温而泥多，肥比泾水”，故每年春四月时，农事兴作，沿河屯兵就纷纷派决灌田。结果以汴河“视其源绵绵，不能通槁叶矣。”引汴溉田，必然会使汴河的水位降低，影响了航运。

　　唐代实行引汴水放淤有较大发展。宋代沈括《梦溪笔谈·杂志一》记载“熙宁中，初行淤田法”时，他“出使至宿州，得一石碑，乃唐人凿六陡门，发汴水以淤下泽，民获其利，刻石以颂刺史之功。则淤田之法，其来盖久矣”。下泽即沼泽地，通过放淤，淤高了地面，改良了土质，民众大为获利。唐代光在宿州就开凿了六座斗门，截引汴河水对下游的低洼田土进行淤田，整个汴河淤田规模也不小。唐中叶以后，由于藩镇割据势力崛起，唐王朝为了对付割据势力，在全国各军事重地皆有大量军队。这些军队的给养，除了漕运外，很大一部分是取给当地的屯田的。汴渠两岸开斗门淤灌农田，与航运必产生矛盾和冲突。在白居易的文章中也有反映，他说：“转运使以汴河水浅，运船不通，请筑塞两岸斗门。节度使以当军营田，悉在河次，若斗门筑塞，无以供军。”在节度使看来，军屯淤田比通航更重要。这个矛盾到了宋代，非但未获得解决，而且更加严重。北宋真宗时期，知应天府（治今河南商丘南）李防“凿府西障口为斗门，泄汴水淤旁田数百亩，民甚利之”。这发生在熙宁变法前六七十年，可见唐宋时引洪水淤田是常采用的方法。

　　公元1067年宋神宗继位，当时土地兼并严重，农民的赋税、徭役沉重，大量逃亡，土地荒芜无人耕种。国家财政人不敷出，为摆脱这种困境，神宗起用王安石主持变法。王安石变法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农田水利法，农田水利建设形成热潮。侯叔献提出汴河沿岸盐碱荒地进行淤田的建议被朝廷采纳，他和杨汲被任为提举开封府界常平等事，引汴水灌溉和放淤。于是大规模放淤活动就此拉开帷幕。放淤，又称淤田及引洪漫地，是将多泥沙的洪流，引入低洼荒地和瘠薄盐碱地使泥沙沉积、淤填的一种水利技术，兼有造田、肥田和改良土壤的作用。熙宁二年十二月在侯叔献主持下，放淤活动首先在祥符（今开封市）、中牟地区进行。翌年八月，经王安石的推荐，神宗任命侯叔献、杨汲“并权都水监丞，提举沿汴淤田”。神宗赏赐侯叔献、杨汲淤田各10顷，以嘉奖他们主持“淤田之劳”。可见最高统治者非常重视放淤工作，全力支持。即使放淤影响到航运，官司打到上面，皇帝老儿，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熙宁年间，开封以东，下至雍丘、襄邑，汴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余，使得地上河引水淤田尤为方便。熙宁时为迅速改变京城开封周围地区荒芜的景况，对引汴水淤田更加不遗余力。

　　熙宁三年（1070年），蒋之奇“迁淮东转运副使。岁恶民流，之奇募使修水利以食流者。如扬之天长三十六陂，宿之临涣横斜三沟，尤其大也，用工至百万，溉田九千顷，活民八万四千。中国古籍全录”蒋之奇以募代赈，招募流，在安徽天长、宿县一带兴修“三十六坡”和“横斜三沟”等大型水利工程。这一举动，既赈济了灾民，又消除了灾患，可谓一举两得。朱熹评论说：“诸兴修农田水利，而募被灾饥流民充役者，其工直粮食以常平钱谷给……既济饥民，又成永久之利，实为两便。”

　　临涣境内的水利设施，唐朝时就有了。沈括记载的唐代在宿州开凿了六座斗门，就是佐证。因为宋兴百年，创修大型农田水利不多，但致力于修前人之陈迹则不少。史载：太宗至道（995——997年）中，令皇甫选等查勘郑白渠，又查勘京东、京西路及淮北水利。回来说，邓（治穰县，今邓县）、宿（治符离县，今宿县）等七州有公私闲田三百五十一处，二十二万余顷，都是从前开垦的地方各处沟渠，大者长五十至一百里，宽三至五丈，深一至一丈五尺。如果大修，费用太多。未坏的可兴水利，溉田二万余顷。当时未施行，后来逐渐兴修。蒋之奇之所以能够修成天长三十六陂和“临涣横斜三沟”等大型水利工程，一是“新法”的需要，二是解决了费用问题，三是在唐代水利设施的基础上。在宿州还有一处隋代工程，当时属于彭城郡符离县的牌湖堤灌田五百余顷，在县东九十里，唐显庆中（656—661年）复修。北宋农田水利，汴河沿岸，除了“临涣横斜三沟”，还有开封附近有大规模排水工程。熙宁三年至九年（1070—1076年），据《宋会要》记载共兴修农田水利10793处，灌溉民田36117888亩，官田191530亩。达到了历史上唯一的一次高潮。

　　宋代的放淤工作以引汴水放淤起始最早，为了灌溉农田，甚至连重要的漕运也要让步。上游引水放淤，往往会导致下游河段水位的低落，乃至造成河道浅涩，舟船阻滞。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一次放淤，“汴水比忽减落，中河绝流，其洼下处才余一二尺”。下流满载货物的船只，因不知放水淤田时日，“以致减剥不及，类皆搁折损坏，致留滞久，人情不安”。由于上游根据水流含淤的变化及时抢淤，致使下游船只搁浅损坏，影响了漕运。之后曾采取航运服从淤灌的措施，引矾山水放淤时期，“权罢漕运三二十日”。在宋代，引汴灌田与漕运同样重要，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熙宁时期的大规模放淤，使大片的盐碱荒地成为膏腴良田，农民乐于耕地，正如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韦骧在一首诗中写道：“万里耕桑富，中原气象豪。河淤开亿顷，海贡集千艘。”大放淤给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带来的兴盛气象，是不可否定的。

　　汴河自隋代开凿后，与唐宋帝国势运的盛衰消长，是密切关联的。汴河沟通了南北政治经济的交流，在漕运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航运的同时，还有灌溉农田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因此，我们认为，汴河不仅具有交通运输功能，还具有灌溉农田的功能。　

　　作者简介：

　　曹大根：正高级职称，中共党员。安徽省史学会会员，安徽省考古学会会员，淮北市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烈山区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淮北市党史特聘专家，淮北市史志专家人才库成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淮北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烈山区作家协会主席。出版两部历史学术专著，两部文学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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