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几千年来，通过中外人民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中华民族不断摄取外来文化的营养，同时也把本民族文化的硕果奉献给世界各国人民。在唐以前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主要通过横贯亚洲内陆的“丝绸之路”同亚、非、欧三大洲人民联系，也通过海上交通线与东方的朝鲜、日本，南海诸国、南亚次大陆以及红海、波斯湾沿岸交往。海上通路的作用在晚唐和两宋尤为突出。运河起着把陆路和海路联接起来的重要作用。本文将重点论述唐宋时期运河在中外经济文化往来中的地位和作用。
01
中国的运河远在春秋时代就见于记载，但那时的运河，只限于某一局部地区水系的联结。自隋朝起，才有了一条南北向的人工河道，将黄河、淮河、长江以及钱塘江这几条纬线方向的自然河联结起来。从此“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人商旅，舳舻相继”。统一的隋王朝，封建经济文化繁荣，远近来中国者达三十余国。
唐朝立国近三百年，是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交通发达、统一富强的封建大国。唐朝政府一方面保持丝路畅通，使西方各国的使臣、商人能不断通过陆路进入首都长安；另一方面则加强东与新罗、倭国（日本），南与天竺（印度）、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等国的海上联系，于广州置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接待往来人员。同时，唐朝积极改造大运河，使之能承受大规模船队的经常性运输。
唐代四邻与中国邦交最和睦者莫过于新罗。《新唐书》谓：“新罗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新罗倾慕唐风，曾派遣许多子弟入唐留学，派僧侣入唐求法，一时蔚为风尚。新罗入唐交通线有两条，一条是由朝鲜半岛西渡黄海，至唐登州文登县赤山镇（今山东文登县斥山集）一带登岸。然后取陆路经青（今益都）、齐（今济南）、汴州（今开封）转往长安。另一条沿山东、苏北海岸南下，至楚州涟水县入淮河，上溯至楚州（今淮安），再转行运河。自此或西去汴、洛，或南下扬州。此水程沿途多有新罗移民居住，建有“新罗坊”、“新罗馆”，为旅人提供食宿之便。新罗人在唐做下级官吏、从军、务农、行商，其中尤以从事海上商业贸易者为多。当时不少往来于楚、扬、苏、杭、明州（今宁波）间运河的商船上，有许多新罗商人、船员，他们遇到唐朝关卡盘查，有时自称“唐商”，有时则承认是“新罗商”。新罗船还时常载薪炭由登州（今山东蓬莱）往楚州、扬州贩卖。由于新罗人多通晓日语和汉语，所以他们往往在唐朝境内充当日、唐交往的翻译和向导。许多日本人来唐或返国喜欢搭乘新罗船，唐政府迎送日本按臣亦“皆于楚州当县（新罗坊）抽人”。因而依靠运河，以楚州为解缆地的后一条交通线用得更普遍。
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有着两千多年友好往来的历史，早在东汉光武帝时期，中国就通过朝鲜半岛与当时的倭国互有使节往来。唐代，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唐朝的使者、高僧频频东渡，日本更大批派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技术人员来唐学习文化和生产技术。日唐间的交通线也增多了。当时由日本来唐的交通线路主要有三条。
北路：经朝鲜半岛渡海，至登州上岸，再由青、济、汴州而达洛阳，长安，与前述新罗入唐道一致。
中路（又称南路）：由日本出发，直接跨海西行，至中国长江口及苏北沿海一带登陆，入扬、楚州，利用运河（山阳渎、汴水），继续行船，经汴、洛，西抵长安。
甫路（又称南岛路）：从日本出发后，横越中国东海，南下至明州及浙江沿海登陆，溯钱塘江或由浙东运河经越州（今绍兴市）而至杭州。再利用江南运河，经秀（嘉兴）、苏、常、润州（今镇江市），到扬州后，循中路所述水道西去洛阳、长安。这后两条路线都与运河紧密衔接。
自630年（舒明天皇二年，唐太宗贞观四年）起，至894年（宇多天皇宽平六年，唐昭宗乾宁元年）止，日本前后共派遣了十九次遣唐使，其中三次未能成行，剩下的十六次中，有七次走北路，九次走南路或中路。走北路的主要是前七次，自八世纪以后，一反旧例，皆由南道。
九世纪上半叶，日本遣唐使的派遣停止了。自仁明天皇承和六年（839年）至醍醐天皇延喜七年（907年），即唐朝灭亡前的近七十年间，中日两国间的交往变为以频繁航日的唐商舶为主。由于唐人逐渐掌握了季风规律，为了缩短航程，人们更多地采取由浙江、江苏间港口为登陆或解缆地的南路。据木宫泰彦提供的日唐间往来船舶一览表，见于记载的往来共三十七次（这个总数包括到发港地点不详的十八次），其中十六次走南路，占40％。如果不包括上述十八次，则超过80%，即几乎皆由南道。明确记载以运河沿岸城市为到发港的共十二次，占30％（若不包括未明到发地点的十八次，则有半数以上是直接驶往运河沿岸），主要是明、楚、苏、常和扬州。
中外学者分析日中交通线八世纪以后重心南移的理由，一是原作为媒介的朝鲜半岛被新罗统一以后，与日本交恶。九世纪前后新罗内乱频繁，因“新罗梗海道，（故）更由明、越州朝贡”。二则八世纪以来，日本人发现可经由博多西南诸岛直达大唐帝国的新航路，该路航程短，若得顺风，费时甚少。我们以为除上述原由外，还应该考虑到这样一个因素：即八世纪以后，中国佛教的天台、真言宗是继华严宗传入日本以后最能吸引日僧的教派。尤其是最澄、空海法师入唐受法之后，日本平安朝的学问僧因为学此二宗而入唐。修学之地，其一为浙江台州天台山国清寺，其二为唐都长安青龙寺。天台山邻近中日交通门户之一的明州，又有运河水路可直达长安。另外，缘附经说，以文殊菩萨显现地闻名的华严宗圣地五台山，自唐初以来日臻隆兴，堂塔伽兰林立，名僧智识住持张法，仍然吸引大批日僧巡礼参拜，利用运河北行至汴、洛再转去五台，亦是便捷之途。例如：唐宣宗大中八年（公元854年），日僧园珍由明州登陆，参拜天台国清寺以后，在越川（今绍兴）领过所，就是走运河至长安青龙寺的。这也应该是中日航路重心转向以明州为到发港的一个理由。
公元八世纪至十五世纪末，欧洲人开拓亚洲新航路以前，是阿拉伯人在世界通商贸易舞台上最活跃的时代。特别是八世纪后半期阿拔斯王朝奠都巴格达以后，他们对于从海上与印度及中国方面的通商尤为注意，“蕃国岁来互市，奇珠瑇瑁，异香文犀，皆浮海舶以来”。驶往广州的商舶最多。唐人喜以香熏衣、作食，达官贵族更喜欢用香料涂壁，每年要消耗相当数量的香料。“宗楚客造一宅新成，皆······沉香和红粉以泥壁，开门则香气蓬勃”。因而从南亚、波斯湾地区进口香料，是唐代海外的大宗贸易。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这些货物由广州运往关中，先要溯浈水（北江）至浈昌（南雄），翻越大庾岭，入江西，集于洪州（南昌）。由此分两道，或出彭蠡湖（鄱阳湖），顺江而下，至扬州；或东趣仙霞岭至衢州，循钱塘江下至杭州入江南运河，至扬州。再由扬州沿山阳渎、汴水发往洛阳、长安。也有一部分在扬州装上海舶，转销日本、新罗。著名的鉴真大师几次东渡日本，都是在扬州“造舟、买香药，备办百物······发自崇福寺，至扬州新河，乘舟下至常州界〔狼〕山”出海。扬州襟江带海，又是运河的交汇口，渐渐发展成一个海外贸易集散市场。不少大食、波斯商人在扬州寄迹设店，坐市卖买，更有商胡蕃客泛舟运河，往来于岭南道上。
我国史料中关于唐代胡商的记述屡见不鲜。唐人韦弇“下第东游，至广陵，因以其宝集于广陵市，有胡人见而拜曰：此天下之奇宝也······遂以数千万为直而易之，”又，句容县佐史得一不识之物，“令小吏持往扬州卖之。”大概因扬州多胡商，善别宝物，“冀有识者”。司徒李勉，开元初作尉浚仪，秩满，沿汴将游广陵，行及睢阳，遇波斯胡老抱病甚殆，思归江都，搭舟至泗而卒，葬于淮上。李勉抵扬州访得亡胡之子，告之以葬所。当时曾有士人途次陈留，宿于旅邸，夜闻商胡“斗宝”（彼此出其宝物相较），摄衣而视之。浚仪、陈留、睢阳、泗州皆滨运河，足见胡商多逐利于运河道上。
由广州北上扬州之赣江道途，也多见胡商事迹。《太平广记》卷四O三记载唐肃宗乾元（758一759年）中，唐军收复二京，粮饷不继，江淮度支使征洪州波斯胡人财，以补时用，“胡乐输其财而不为恨”。波斯商人之富有为唐人所共知。有岑氏途至豫章，遇波斯国人邀而问之：“君有宝邪？”岑氏出示宝石，胡人欲以三万为价得之。遇有象牙之类南海市舶货，洪州商胡更肯出大价求买，竟有“累自加直至四十万”者。
当然，唐人笔记小说中，于西域南海胡商之挟宝拥财，博识轻狎，尤多渲染，姑且不论其有多少科学根据，单就所记人事多在长安与岭南的水路交通沿线，即知唐代运河一带是聚居着为数可观的西域、南海蕃客。杜甫曰：“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西陵即今浙江萧山县西兴镇，为浙东运河西端与钱塘江衔接处，设牛埭助运，隔江与杭州遥遥相对，是往来杭、越，东向出海之必经地。由此可推断胡商在唐朝境内的分布与往来，是由长安向扬州，由岭南向两浙，逐渐汇聚于运河两岸的。
随着大批波斯、大食人东来，也带来了西亚的宗教和文化。
摩尼教创始于波斯，逐渐流行于中亚、西域诸国，以后东传入唐，盛行于回鹘人中。回鹘因助唐平乱有功，受殊遇，摩尼教得恃势推行于唐地，并与胡商联系密切。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敕赐回鹘奉末尼（摩尼）者，建大云光明寺，六年（771年）增置大云光明寺各一所于荆（江陵）、扬（扬州）、洪（南昌）、越（绍兴）等州，“江淮数镇，皆令阐教。”于是摩尼教徒“往来中国小者年转江岭”，在淮南、江浙、直至闽南，广有分布。教徒常为唐政府作法祈雨救旱。
袄教，一名拜火教，也是流行在西亚的一种宗教，传入时间早于摩尼教。唐王朝将葱岭以西纳入版图以后，为招诱西域，怀柔远人，也尊崇袄教，在河西诸州及长安城内许多坊里广建袄祠。九世纪前后继续东传，达汴润及苏州等地。很明显，西亚宗教是沿着运河水道逐渐向东南延布的，这和运河线上聚居着众多的中亚、波斯湾地区的人有关。
上述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公元八世纪中叶，“安史之乱”以后，吐蕃贵族先后占领陇右、河西的大片土地，扼断了唐王朝与西方的陆路交通线，迫使唐朝与外界的交往不得不由陆路转向海路。另一方面，北方由于藩镇割据，战乱频仍，生产破坏，使唐政府在财政上更加依赖江南。为更好地榨取江南财富，唐王朝加紧整治南北交通的运河。运河的畅达又促进了江南沿岸经济文化的繁荣和都市商业化色彩的加重，这样就给予外国商人以更大的吸引力和便利。因此，八世纪中叶至九世纪末，航海而至的波斯、大食商人争相北上逐利，荟萃于唐代运河两岸，行商坐市，常亦数干。正是受这种形势的影响，使早已传入中国的西方宗教也开始沿运河向江南地区渗透（这里并不排斥西方宗教由海路随商船东来而传至闽浙）。因此，可以说唐朝的运河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日本奈良东大寺献物帐记录了天竺僧菩提、波斯人李密医“涉流沙而远到（中国）。”以后又随唐僧道濬、林邑僧佛彻由长安行运河而至明州，东渡日本。一些中外学者认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不应该是长安，而应当延长到日本，如果是这样，那么这条作为东西经济文化交流媒介的国际通道的东移，不正是依靠唐代运河来完成的吗？
02
北宋的统一，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统治阶级的改革和相对安定的形势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较前代取得了更大的进步，科学技术与文化日渐发达。尤其是江南的封建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宋代的经济重心已不可逆转地移到了南方，对江南财富的倚求迫使北宋政府把都城建立在黄河冲积扇的平原旷野上，以期利用运河转输财富，避免再出现“逐粮天子”的窘况。
北宋的运河系统以京都开封为中心，呈放射状向外分布。汴河向东南连结淮河，并通过真楚运河（仪征至淮安）、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将长江、松江（吴淞江）、钱塘江沟通。广济河向东北沟通济水（即南北清河）。向西南则有惠民河、蔡河与颍水、涡水等淮河上游支流相连。往西北还有汴河与黄河衔接，并通过御河和渭水分别向北向西延伸。宋代这个以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网基本上还是隋唐运河的继续和发展。它不仅有利于南北经济的交流，而且在宋朝政府实行奖励国内和海外远程贸易政策的背景下，对扩大中外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初，同海外的往来是以京师开封为中心，向四外开展多方向的联系。雍熙四年（987年）宋朝“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诸蕃。”除由汴河、真楚运河和江南河下至两浙路沿海各港，与日本、高丽交通，以及继续南下广州与南海诸国联系的交通线之外，还有走广济河、济水东去登州与高丽交往的“京东路”，和由汴入河，转行渭水，西会中亚之传统的“丝绸之路”。但是，十一世纪上半叶，由于北宋与北方的辽、西夏不断交恶，形势变化。先是“大食国每入贡，路由沙州西界，以抵秦亭（指甘肃天水一带）。”真宗乾兴初年（1022年），西夏国主赵德明请求中西往来经由西夏境内，未许。北宋虑今后西方商旅使节来贡易为西夏人抄掠，天圣元年（1023年）遂从入内副都知周文质之请，令与西方交往，以后皆“取海路由广州至京师”，从此河西路绝。继而，碍于登州与辽境过近，高丽又“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阙”，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从高丽之请，一改“往时高丽人往返皆由登州”之旧例，悉行明州。
由于宋朝政府不具有唐朝那种能较长地控制河西陆路交通线的能力，其政治、经济重心又偏于太行山以东，因此，宋朝更加倚重海上交通线与域外诸国发展经济、文化往来，运河作为京师与沿海港口的衔接线，发挥的作用是很明显的。其中汴河和江南运河是沟通自然河流最多，承担运输量最大的运河。《宋史·河渠志》说：“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沈括撰扬州《平山堂记》也说：“自淮南之西，大江之东，南至五岭蜀汉，十一路百州之迁徙贸易之人，往还皆出其下。舟车日夜灌输京师，居天下之十七。”因而谈到宋代运河在中外交往中所起的作用，最重要的应该是汴河和江南运河这条主干。
北宋政府不断地改造、整洽每一河段，包括重新建设汴口，导洛清汴工程；设闸置埭，水柜济运；开挖新河以避风涛之险。逐步完善这条沟通南北的运河机制。运河的畅通对江南经济的再发展又起了促进作用。运河沿岸商业都市迭兴，夹河列市，酒馔丰溢，诸色杂货，悉皆有之，对于过往的蕃商使臣也十分方便。故，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以后南北贸易往来“以陆路不便，悉从水路。······自此迄于宣和不改。”北宋自广州市舶司设立之后又陆续在泉、杭、明、温、秀、密州以及江阴军增设市舶机构，这些地点大都处在运河沿岸或有通航水道与运河连通。
宋代向海外的输出品除了传统的丝织品，主要是瓷器。北宋的制瓷业，无论制造方法、釉色花纹或式样品种都比前代大有进步。五大名窑的产品，做工精细，引得海外诸国争相购买。其中开封官窑、越州哥窑即在运河沿岸，其余三座北方名窑（定州定窑、汝州汝窑、禹州钧窑）的产品也要通过运河送至杭、明、广州出海。瓷器是易碎之物，陆运显然不如水运安全便利。宋代运河为中国瓷器由生产地装船直接运销日本、高丽、南亚、波斯湾乃至非洲、欧洲，提供了最便捷可靠的条件，所以瓷器一直是宋代对外商品输出中重要的压舱物。
《萍洲可谈》卷二云：“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案：指瓷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宋人梅圣俞有一首《咏汴渠诗》，其中写道：“······天王居大梁，龙举云必随，设无通舟航，百货当陆驰，人间牛驴骡，定应无完皮。”很恰切地指明了运河水运之便，如果没有运河作保障，大宗易碎瓷器从中原产地外销是很难设想的。
宋初由海外输入的物品分粗细二色，大部分要即时搬运入京，派官设场专卖。只有那些“粗重难起发之物”方可在原舶地“打套出卖”，但“不得取便至他州”。随着宋朝鼓励海外贸易政策的推行及运河的畅通，运河两岸经济发展，商业化都市大量出现，上述官买制度逐步放松。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正月一日诏云：“诸客人买到抽解下物货，并于市舶司请公凭引目，许往外州货卖。”元符三年（1100年）又从大食诸国蕃客所请，“诏应蕃国及土生蕃客，愿往他州或东京贩易物货者，仰经提举市舶司陈状，本司勘验诣实，给与公凭······这样由南海远道而来的蕃商渐渐沿运河伸入到国内其他地方，他们带来的香药、犀角、象牙、珊瑚充斥市场。
入宋朝贡或沿运河做买卖的海外使臣商人，以大食人和高丽人最多。十一世纪前后，虽然作为统一的阿拉伯大帝国已经瓦解，但是波斯湾沿岸的阿拉伯世界，经济文化仍很繁荣。大食人继续东来，向中国皇帝贡方物以求赏踢，南海诸国遣使入贡者也不乏其人。
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闍婆国（即今爪哇）遣使陀湛等入贡，由明州入境，循运河至京师开封。
又，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九月，注辇国主罗茶罗乍（Rajaraja）遣使娑里三文（Solisamudra）等奉表来贡。“其使者舟行涉千一百五十里，乃达广州，······上待其使者例同龟兹。明年使还，降诏罗茶罗乍，赐物甚厚。娑里三文至襄邑县，以疾卒，因葬其地。上闵之，遣官驰往祭奠。”据张星烺先生考证，注辇国即南印度之绰拉（Chola），乃珠利耶（Cholya）王朝之转音。据玄奘记载，此国初地，在今马达拉斯市（Madras）之北，本脑河（Pennar）之南。北宋时此国大盛，不断遣使臣携土物来宋。案：“襄邑”，即今河南睢县，是北宋京师东面汴河沿岸的一座县城。由此推知，娑里三文经行中国内地，当由广州北上，走始兴江（北江）一段水程至南雄，越大庾岭，出虔、吉、洪州，由赣水入长江，顺江东下真、扬，转行运河而至京师。
襄邑县东之邻县宁陵，曾是北宋的象苑，养南亚象多头。“有外国僧等来见，可拜。”那些庞大的动物当也是由广州北上入运河舟运此地的吧。
古代中国封建王朝对外关系中的贡赐，实际上也是一种带有商业色彩的贸易形式。大食国使臣一次进象牙五十株，乳香千八百斤；注辇国一次贡奉珍珠二万一千一百两，象牙六十株，香药三千多斤。而北宋回赐，有时竟达钱八万一千多缗，银五万二千两，可见贸易量相当可观。一些外国使臣就用宋朝回赐的大量银线在京师开封或其途经之地购买本国王室贵族及本人所需之物，特别是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运河沿岸的杭、明、苏、秀、润、真州都是他们骈集交易之所，宋朝政府亦鼓励商人到使臣驻地馆驿进行贸易，有时甚至“诏宜多给舟，令赴阙”，充分提供水运之便。当时，有商贾在宋朝进行贸易活动的国家和地区有五十多个。北宋在汴京设榷易署，把南海货增价卖给商人，听凭远销，其额曾达五十多万贯。宋朝还允许中国商人将一部分南海舶来品香药、珠宝、象牙转手卖予东方的日本，高丽。
由于十至十一世纪日本藤原氏政权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禁止国人私自出海贸易，故日宋间贸易以宋朝商舶往来为主。宋商多在汴京的香药市场入货，经运河至两浙路出海，长途贩运至日本列岛，随船还带去产自中国的绵、绫、茶叶、瓷器和文具等物品，换回日本的砂金、硫黄、水银、绢布、扇子、屏风、刀剑······。有些宋商回来后，又循运河载日货到京师开封府市场出售，东京的相国寺就是一个繁荣的交易市场，那里有日本绘画扇，也有日本刀剑。相传北宋欧阳修欣赏日本刀诗有一句云：“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越贾”指浙江一带的商人，他们当是循运河载刀来开封府市场出售的常客。
宋朝与高丽间的经济往来则是以高丽船频繁入宋为特点。尤其是宋神宗“待高丽人最厚，沿路亭传皆名高丽亭”。故“熙宁以来，高丽人屡入朝，至元丰之末，十六、七年间，馆待赐予之费，不可胜数。两浙、淮南、京东三路，筑城造船，建立亭馆······”高丽人便于舟楫，多载辎重，“泛海而至明州，则由二浙溯汴至都下。”宋代运河与海途相衔，为宋与高丽间经济往来提供了便利。高丽商将金银、铜器、绫罗、良马运入中国，换回大量宋缎，漆器、衣带、茶叶以至铜钱。鉴于高丽人日渐增多，政和七年（1117年）宋朝在明州特别设立“来运局”，专门负责高丽司业务，备巨舰二艘，小船百余，供其使用。又增建高丽行馆于明州，即今宁波市镇明路宝奎巷。苏州是运河沿岸的一大都会，舟航往来，“珍货百物毕集于吴之市”，商贾使臣也纷至沓来，城内已无隙地安置，“近岁高丽人来贡，圣朝方务绥远，又于城中辟怀远、安流二亭，及盘阊之外，各建大馆，为宾饯之所。”
宋代运河不仅是中外经济往来的桥梁，也为文化交流提供了条件。据《东斋纪事》记载：“天圣中（1023~1031年）新罗人来朝贡，因往国子监市书。”高丽统一朝鲜半岛以后，每次遣使都要从中国搜求大量书籍，宋真宗以来，宋朝政府也多次向高丽使臣赐予中国典册，然后借助运河由京师舟运至明州出海。宋代造纸业和雕版、活字版印刷术发展很快，刻书业发达。当时在运河沿线出现了许多印书坊，象开封、杭州是北宋印刷业中心，其中尤以杭州的雕版“监本”最为出名。宋朝的民间商人常常于两浙路私刻、私印中国经籍，然后偷运至高丽出售。此事引起宋朝政府的关注，哲宋元祐年间（1086~1094年），苏拭上《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云：“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瀚，印板既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许多中国书籍流入高丽，对于朝鲜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很大影晌。
随着宋船的往来，日宋间的文化交流也在进行，主要是佛教徒的互访。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日僧奝然、成算等搭宋商船浮海入宋，参拜台州天台山以后，坐船经汴河到宋都汴京，晋谒宋太宗，献上《日本年代记》、《职员令》等书。然后又由汴入河，北上五台，西巡龙门，再转回汴京。太宗存抚甚厚，赐予宋版《大藏经》及中国典籍多部。雍熙三年（986年）日僧复由汴河、江南河南下台州，寻宋船返国。数年后，寂昭、元灯诸日僧继踵而至，宋真宗分别授予大师称号，赐给紫衣，事后他们亦顺汴水下至江南，因爱姑苏山水，住持于苏州吴门寺多年不肯离去。
宋神宗年间，日僧成寻于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带弟子七人搭宋商船赴宋，先登天台，后由运河来到汴京，并去五台山参拜。神宗亲自召问，“以其远人而有戒业，处之开宝寺”，并安排成寻与中天竺僧人宣梵大师会面。成寻带来了梵文佛经、奝然日记、慈觉大师巡礼记等文献资料，他本人还写了一部《参天台五台山记》，生动详细地描述了北宋运河沿岸的景致、经济状况以及自唐以来入中国之日僧的行迹，为后人研究运河，研究日中文化交流史保存了珍贵的史料。
日本学者认为，入宋日僧的往来，改善了中国自唐末五代变乱之后，典籍散佚的情况，宋人从入宋日僧携带的书籍中补足了原来的残缺，不少尚未传入日本的典籍又从中国装船东渡，日僧给入宋僧寂昭之通信，曾云：“所谘唐历以后史籍，及他内外经书，未来本国者，因寄便风为望。商人重利，惟载轻货而来，上国之风绝而无闻，学者之恨在此一事。”另外，此时传入日本的根据敕令刊刻的经籍，较之过去抄本“错简误字都会少些，印刷也格外清楚“，对以后日本刻书事业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由此可见，在宋朝政府对外关系方面采取“开放政策”的背景下，运河对中国同海外各国间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是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的。
南宋由于淮河以北沦入女真之手，朝廷“经费困乏，一切依办海舶，岁入固不少。”宋高宗也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这个时期的运河在南宋控制之下虽然只剩下淮河以南的部分，但是由于临安“行都左江右湖，河运通流，舟船最便。”运河得以较充分地发挥作用，维系首都与各海港的交通运输，使“余杭、四明通蕃五市，珠贝外国之物，颇充于中藏”。由于宋廷南迁和宋金战争的影响，海外贾船再把长江沿岸作为到发地已多有不便。故，南宋孝宗、光宗期间先后裁撤杭州、江阴、温州和秀州青龙镇的市舶务，“惟庆元得受而遣焉”。庆元府，即明州，绍熙五年改。显然，明州一度成为两浙路唯一的通商口岸。
这个时期，钱塘江口河道己经发生变迁，主流趋北，海宁县南四十余里尽沦为海，江道多沙洲，行船不便。“浙江之口，起自纂风亭，北望嘉兴大山，水阔二百余里，故海商船舶畏避沙潬，不由大江，惟泛余姚小江，易舟而浮运河，达于杭、越矣。”迫使南宋对浙东运河的依赖加强了，朝廷不得不从南迁之初就着手改造这段运河。浙东运河通航条件的改善使海商频至，沿线城市市井繁荣。象明州，“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百货凑集，四方商舶停满三江口。十二世纪末，日本开始奖励海外贸易，“倭人冒鲸波之险，舳舻相衔，以其物来售。”西亚波斯湾商人也有不少人由南海直航明州登岸，“波斯馆”（宁波车轿街南巷）、“清真寺”的名称也陆续在城中出现。越州（绍兴元年改为绍兴府），则从隋唐以来的衰落趋势中重新振作起来，城内栋宇栉比，舟车穿梭，一些宗教寺观竟演变成市场。“开元寺，在府东南二百七十步（今市立第二人民医院），岁正月几望为灯市，傍十数郡及海外商（贾）皆集，玉帛珠犀，名香珍药，组绣髹藤之器，山积云委，炫耀人目，法书名画，钟鼎彝器，玩好奇物亦间出焉。士大夫以为可配成都药市。”
总之，无论北宋定都开封，还是赵构节节南撤，直到偏安杭州一隅，都始终不肯远离运河一步。由此可见运河是多么重要了。
03
以上我们粗略地考察了唐宋运河对于中国和东、西方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不难看出，随着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化和东方传统贸易品种的转换，由唐入宋，对运河的依赖逐步加强了。唐宋运河系统的出现，使中外交往中传统的西北陆路交通线——丝绸之路东端终点，由长安通过运河向东南延伸，与南海交通线及东方（朝、日）海上交通线衔接起来，使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得以在较高的水平上实现。
古代中国沿海贸易港口皆有一个显著的特点：紧临一条受潮汐影响而又能通航的大河。比如：广州与珠江，泉州与晋江，福州与闽江，温州与瓯江，明州与甬江，杭州与钱塘江，秀州青龙镇与松江，真、扬、润州及江阴军与长江，楚州与淮水等等。这个共同的特点是中国沿海城市由单纯的政治军事堡垒转变为商业性贸易口岸必要的自然条件。但是并非任何一座沿海临河的城市都能发展成贸易港口，也并非每一城市发展成沿海通商口岸之后，能长期保持繁盛不衰。只有那些既具备了上述必要条件，又具备一条与内地联系的、畅通的水（陆）路交通线，才能保持对外商港的活力。前一个必要条件，自然因素占的比重大一些，后一个必要条件，则主要靠人为的因素。据此，我们考察唐宋运河在中外交往史上的作用时，就不难发现，正是这条运河把古代中国东部具有海港条件的城市：明、杭、苏、秀、润、真、扬、楚等州所濒临的大河沟通，使她与中国腹地的政治权力中心连结起来。广州、泉州则是通过一些经过整治的天然水道和陆路，与运河相接，再与中原沟通。从而使上述那些城市能在唐宋时代的几百年中发展成为繁荣的对外贸易港，成为中国与海外诸国开展海上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的门户。
用人工水道将天然河道连接起来，开辟水运交通线路，能比单纯的陆路运输发挥出更大的效益。在古代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情况下，情况更是如此。“凡东南邑郡，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揖居多。”唐宋运河带来的商品流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这个时期的丝织工艺、陶瓷制造术、建筑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以及各种文化书籍向海外传播，对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唐宋时期又是一个对外开放的时代，流通条件保证了海外贸易政策的实行。众多的异国人出入中国，还有一些羁留境内，他们给唐宋社会的文化、经济、政治诸方面带来了巨大影响，使古代中国的文化内涵日益扩大，科技水平日渐提高。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又随着外国使臣和蕃商的归去而传至域外。这一切，都有运河的作用这一因素包含在内。
在唐宋时代，古老的亚洲大陆两端，阿拉伯人依靠两河流域的古驿路和地中海，把“丝绸之路”与海上瓷器之路在西方的两个终点结合起来，并把它延伸到北非和欧洲。在亚洲的东端，勤劳的中华民族则依靠运河来沟通祖国的自然水系，使横贯亚洲大陆和海洋的古代交通路线在东方的终点闭合并延伸。尤其当亚洲内陆政治形势的变化使传统的陆路交通时断时续，逐渐衰落，而海上运输随着中国外销产品种类的变化日益成为中国对外政治联系和经济文化往来的主要渠道时，运河的作用就更加显著。当人们从这个角度考察唐宋运河在中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时，就会感到中国古运河的利用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以至对现代文明世界的形成，都是一个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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