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沧州段穿城而过 （河北日报资料片）

　　一江清水通南北，千载运河焕新颜。2022年4月28日，京杭大运河全域通水，这是一个世纪以来首次全线通水。大运河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又是人间四月天，中国大运河苏醒过来。

　　2500多年来，她从一隅发轫，绵延扩展，几经兴废转折，最终成为打通中国版图纬度的南北动脉。中国历史上，她和雄姿巍峨的长城都被誉为世界人工奇迹。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河北段大运河的沧州—衡水—德州段、谢家坝和华家口夯土险工“两点一段”被列入其中。“运河三老”之一、著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曾如此评价她：“河北段大运河遗址线路清晰，体系完整，拥有较为完整的人工河道和堤防体系，代表了我国北方大运河遗产的特色，是我国大运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遗产。”

　　千载运河，生生不息。如今，她正从历史深处走来。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努力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历史的重托，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庄严的使命。

　　水映史册，运河如脉贯南北

　　运河微澜，春风十里。

　　走过泥土的芬芳，走过桃花的妩媚，走过田野的寥廓，一座桥出现在前方——香河高庄村杨洼闸大桥。立于桥心，迎着河风，极目远眺。北运河，自上游祖国的心脏北京涌出，穿过零点界碑，润泽燕赵大地。

　　人类历史上，“高筑墙”相对简单，“善治水”极其不易。从渔猎到治水，从疏浚到驯导，从逐水而索到沿河而居，从被动治理到主动利用……整个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与水相处的曲折历史。

　　翻开卷册，中国历史上，关于运河修筑的最早传说之一，是在春秋时期——

　　楚庄王时期，孙叔敖在今湖北云梦泽畔开凿人工运河。然而，历史所广泛承认的，则是约100年后，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连接长江与淮河。

　　战国初期，魏国魏惠王指挥开凿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鸿沟水系，开启中华水运时代的浩瀚先声。此后，秦国修建连接岭南地区的灵渠，开凿灌溉关中地区的郑国渠；汉朝开凿漕渠连接黄河与渭水；东汉末年，曹操指挥修建白沟、平虏渠等人工运河……期间尽管战乱不断，但水运工程一直在源源不断修建。

　　公元7世纪初，为了连通南方经济中心和满足军事需要，再次实现大一统，大隋在统一规划、建设和管理下，经过隋文帝和隋炀帝两代人努力，先后开凿广通渠、山阳渎、通济渠、永济渠、江南河，将前一时期的各条地方性运河连接起来，构建起一条以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的大运河，实现了中国大运河的第一次全线贯通，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隋唐大运河”。

　　公元13世纪后期，中国的政治中心迁移到北京，忽必烈组织开凿会通河、通惠河等河道，将大运河改造为沟通北京与江南地区的内陆运输水道，形成中国大运河的第二次南北大沟通，后人称之为“京杭大运河”。之后，明清两朝维系了大运河的这一基本格局，并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维护与修缮。

　　今之中国大运河，实际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三部分，全长3200公里，其中主线长度约2670公里，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其中，530公里的河北段融汇古今，涵盖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两部分，上连京津、下接鲁豫，流经廊坊、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及雄安新区等地21个县（市、区），是中国大运河中最具北方特色的文化瑰宝。

　　清风吹拂，自杨洼闸大桥望去，一条玉带蜿蜒，携带清风，徐徐进入河北，继而翩然远去，流入天津境内。南运河则迤逦北上，经九宣闸流入天津，与北运河在三岔口相会，汇入海河。

　　从地理水系来说，河北境内大运河分属于海河水系的北运河系和漳卫南运河系，包括北运河、南运河、卫运河、卫河及永济渠遗址。具体而言，北运河流经廊坊香河，卫运河和南运河先后流经邯郸馆陶，邢台临西、清河，衡水故城、景县、阜城，沧州吴桥、东光、泊头、南皮、沧县、沧州市区、青县。南端的卫河则是自西南进入邯郸，依次流经魏县、大名、馆陶。

　　从历史进程来说，河北境内大运河肇始于东汉末年——

　　建安八年（203年），曹操北征邺城（今临漳）。翌年，兴建“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的白沟水运工程。这些工程使淇水（今之清河）脱离黄河，又使白沟从淇水获得较丰水量，以利通航。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组织开渠引漳过邺入白沟，转通黄河，渠名为“利漕渠”。随后，又将滹沱、泒水联通，是为“平虏渠”，再从泃河口凿通潞河，是为“泉州渠”，首次使黄河以北的运河与河南诸河相通。

　　隋大业四年（608年）春，“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永济渠，是今河北大运河基础河段。元代运河裁弯取直，京杭大运河正式形成。此后，历代均进行疏浚、整治，至新中国建立初期，仍具有较强通航能力。后因修建水库，引走水源，水量枯缺，致使航运衰退。然而，这条曾滋养万物的母亲河，始终不曾远去。

　　作为一条“活着的”遗产走廊，目前，河北段基本上保持了明清风貌，云集了古码头、古炮台、古碑刻等遗址。共发现文物遗存325处，其中确定大运河文物遗存点56处，与运河有直接关系的文化遗存120处，与运河有间接关系的文化遗存34处，分布在运河两岸的其他文化遗存171处。

　　千年运河，灿烂璀璨。

　　浪涌堤岸，历代水工斗碧波

　　运河之魂是什么？是水。那么，运河水如何才能长流不息？让我们一路向南，把目光投向南运河——

　　自公元13世纪末，元代大运河通过山东北上，不再绕道中原后，南运河便成为漕运在华北地区重要的交通干线。19世纪末20世纪初，漕运停止后，南运河仍可通航，直至20世纪70年代航运中断，而今则作为区域行洪排水河道。

　　南运河地势较高，有些河段高于两岸地面，全靠堤防约束。而堤防多弯曲易导致堤岸塌落，因而险段甚多。为此，南运河多采取夯土加固措施。这种险工段加固工程，以及河道工程中利用洪水冲淤、泥沙固堤等措施，均体现出我国古代“以堤治河、以河治河”的技术特点。

　　首先，为了解决水量变化较大给航运带来的困难，南运河在自然河道基础上，通过人工弯道，以蜿蜒曲流的河道形态对航道水面坡降作出调整，将河道纵比降减缓，降低流速，便于行船，满足了干流行洪的需要，有效地提高了通航质量。

　　“人工做弯”的智慧，被归纳为“三弯抵一闸”，体现了我国古代运河在工程规划方面的科学性智慧。然而，这并非一劳永逸，同时也带来阻碍水流、重点防洪等问题。那么，古人是如何破解这些难题呢？

　　运河堤坝“加固”“加高”是首选。“以堤治河”既简单实用，又充分考验着中国古代水利人的技术和良心。

　　在南运河沧州—衡水—德州段，为了保护河岸附近村镇，弯道附近河堤被不断加固加高。其中，南运河上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两座夯土坝——连镇谢家坝和华家口夯土险工，是目前大运河堤坝防洪设施的典型代表。

　　在这两个遗产点，古代神秘的“糯米灰浆”筑坝技术得到部分恢复。所谓“糯米灰浆”，发明于1500多年前，人们将糯米汤与标准砂浆混合，这种工艺比纯石灰浆强度更大，更具耐水性，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技术创新之一。

　　谢家坝险工，全长218米，历史上多次决口。清末，当地一谢姓乡绅捐资，从南方购进万余斤糯米，用糯米浆与白灰、黄土按比例混合筑堤，此后再无决堤。2012年加固时，现代技术人员试验不下百次，最后在灰土里掺上糯米浆打成坯状，等坯晾干后补到坝体上，再用“糯米灰浆”填补缝隙。

　　华家口夯土险工，位于景县安陵镇华家口村南，水深流急，曾多次决口。1911年，景县知县王为仁，采取最底部原土层打木桩、毛石打垫层、垫层之上用灰土加糯米浆逐层夯筑的方式，主持修建了这一大坝。之后，华家口段再没有决堤。由于年代久远和河水的冲刷浸泡，后来坝体底部木桩糟朽，上世纪50年代坝体整体下沉，下部淤积，坝体暴露部分多处开裂，局部开始风化酥碱。2012年进行了坝体的整修加固。

　　除了两侧堤坝，还有分洪泄洪的减河。主要在于减水势，防止洪水满溢或决口，选址多位于易溃坝的低洼要害部位，充分体现了“因势利导”的自然思想。

　　南运河段有多条减河。开挖五百多年的兴济减河，于1880年竣工的马厂减河，开挖于1412年的四女寺减河……其中，捷地减河开挖于明弘治三年（1490年），全长96公里，到黄骅市岐口入渤海。捷地减河渠首分洪工程历经几次重大变化，其中一次在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乾隆皇帝顺运河下江南，到捷地观减河水闸，他主张拆去闸门，改为滚水坝。这样，待运河水位涨到一定高度，水从坝顶溢入减河，以减运河骤溢之患，可避免因减水过多而影响漕运，并免去人工启闸之劳。

　　1933年，捷地分洪设施被改建为8孔分洪闸，并引进安装德国生产的手摇电动两用启闭机设备。后来机器设备被废弃，但由于机器制作精良，仍能运行自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此地还能发电。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在大运河航运时期，围绕“水”，一代代中国人充分发挥智慧，修筑了沿河的减河、减坝等各种形态的水利工程，选址、设计、施工均具有非凡的科学性。目前，沧州段南运河部分段落仍保存了缕堤、遥堤及月堤的堤防形态，对研究运河水利和古代漕运，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例证。

　　调剂水量，调节航深，排泄沥涝，改良盐碱地，蓄水灌溉……大运河上拦河修建的水闸、枢纽等工程，同样令人惊叹不已。一路行来，分布于大运河河北段沿途的堤岸闸坝，有的已经成为遗址，有的仍然发挥着作用，这些古老的水利设施和自然的弯道一起，见证和凝聚着祖先的无穷智慧。

　　雨打舟楫，千古漕运谁堪护

　　漫步于大运河河堤之上，河道弯弯，林木郁郁葱葱，上千年的夯土堤坝依然坚固如昨。对于运河儿女来说，即使行走远方，浪迹天涯，却依旧对运河念念不忘。那是一种烙在骨子里的乡愁。

　　回顾大运河的历史，无论是曹操兴建白沟，还是隋代开凿永济渠，以及后世南北贯通、裁弯取直……其中，始终有两个关键词：漕运、航道。漕运作为重大国家事务，是古代中国这个农业国度顺利运行的基本保障之一。历史上，河北段大运河一直是漕运干线重要组成部分。而航道的顺畅，关键在于用一系列措施确保运河有序通畅。

　　水，最能见证一个民族的智慧。如果说“运河水工”，展现了我国古人千年来的高超技艺的话，那么围绕大运河而生的“漕运制度”则展示了管理层面的精细、有序，从而保证了大运河千百年的长流不息、村镇繁衍、百业兴旺。

　　这一套附着在运河上的制度体系之完备，至今犹能从运河两岸的地名中窥见一斑。

　　鲁家务，一座湮没在史料中的古代运河“水务所”，位于香河境内。水务所，顾名思义，经管水务工作的机构。据《香河县志》记载：元代京杭大运河全面开通后，曾在鲁家务村设立水务所一座，经管漕运水务、修筑堤坝、疏浚河道。该所属县衙工部管辖，役丁由百姓摊派，每丁执役两个月。后有鲁姓弟兄在此服役并定居，逐渐繁衍成村落，故称鲁家务。孙家务、宋家止务、姬家止务、西王家务……“务”，类似“屯”“庄”，却要丰富得多。“务”繁体字为“務”，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从力。”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解释为：“務者，言其促疾於事也。”宋代，以“务”为名的地方管理机构开始出现，主要负责关卡税收。

　　比如店子务，原名“店宅务”，金代店宅务官员在此经管官房地基、征收官钱。王家务，元时为东围场，明时为贡地，供应粮食。再比如大青庄务，洪武年间，燕王扫北走水路时，在此铸造兵器。还有孙家止务，“止”乃“纸”的谐音，因运河交通便利，明清两代有人在此造纸为业，后繁衍成村。

　　元代贯通大运河后，河北段运河漕运进入兴盛期。明清两代，朝廷除了在中央机构设立管理运河的都水司，还在沿线设置相关机构，并细化其职责：有的负责商贸税收，有的负责疏浚修堤，有的负责维修建造船只……围绕大运河，构建起一整套完善且严格的管理运行体制，保证了运河长流不息、减灾富民、聚拢产业。

　　这一跨越多个朝代，且稳定延续的漕运制度，对古代中国的发展影响巨大。漕运系统，不仅促进和加强了中国东部区域的发展和繁荣，稳定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保证了国家统一和安全，而且对大一统观念的产生和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自2017年以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先后拉开帷幕。在迎来新生的大运河畔，村民们常提到“河长”二字，尽管他们说不清其具体职能，但由于制定了规矩、落实到人，村民们都觉得身旁的运河也有了“主心骨儿”。

　　其实，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因为担任地方行政长官而兼任河长的官员不胜枚举。如治理岷江的李冰、拆除惠民河河障的包拯、治理黄河水患的于谦、整治镇江段运河的林则徐……现在，“河长制”使得治水工作常态化、制度化、专业化。自从全面推进河长制建设以来，河北段大运河形成自上而下、层层监管的四级管理组织体系，不仅河段管理成效初显，且河畅水清逐渐变为现实。

　　2021年我省制定《河北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并编制配套实施方案，涵盖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河道水系治理管护等领域，构建起“1+6+1”省级规划体系。今年3月30日，我省通过第一部关于大运河的专项法规《河北省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条例》，为加强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提供了法治保障。

　　“大船装的白粱米，小船装的青竹竿，大船能靠九江口，小船能靠河两岸……”行走在南运河上，一位上年纪的李姓河长，极有兴致地唱起了这首运河上的船歌。本色而质朴的歌声和话语，给人无尽的感怀和信念——

　　“运河是咱们的母亲河，得守护好这条河，给儿孙留下美好家园。”

　　“一棹沧浪云淡薄，数声欸乃月分明。”

　　运河畔，桃花流水。水声清冽如酒、诗歌留在心头。

　　犹记得，当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论证中国大运河时，曾留下极具分量的评语：

　　“它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纬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互相滋养。”

　　南来北往，千帆过尽；波光云影，儿女情长。两千年来，运河沿岸留下灿烂的文化遗产，民俗、诗歌、戏曲、文学……这条贯穿自然和人力的人工河，以世所罕见的时空尺度流淌至今，成为“流动的文化”，成为奔流不息的历史瑰宝，滋养着沿岸城镇、乡村和升腾着炊烟袅袅的千家万户。

　　自然、和谐、多元、包容……河北段大运河，不仅体现着古老的中国智慧、蕴藏着中华文明价值，更在新时代鲜活绽放，成为可供全人类共同品读、共获启迪的人类文化遗产。

　　炊烟袅袅，运河城镇入梦来

　　“倘若生命中有一条河能陪伴终生，那便是人生一大幸运……但凡梦到家乡沧州，就少不了运河。”作家蒋子龙对家乡沧县的运河，始终一往情深。对于运河儿女来说，运河是烙在骨子里的乡愁。流水、垂柳、桑榆、渡口、码头……深埋的记忆迈开轻盈的脚步，一步一步走进那炊烟袅袅、如珍珠般的运河城镇。

　　一部沧州史，就是一部运河史。作为京杭大运河流经里程最长的地级市，沧州境内运河长215公里。从宋代最繁盛的“旧州城”至明代迁至“幞头城”，沧州城的变迁，转折点就在运河。元末明初，长芦镇依靠漕运，成为新的地区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明史·地理志》载：洪武二年（1369年）五月，徙于长芦。长芦，初为土筑之城。天顺二年（1458年），“奏允创建砖城”，3年后动工，时叫“幞头城”。城区迁移后，真正意义上的沧州城开始崛起。

　　一座城的崛起，必然带动所属区域及周边城镇的发展。

　　现在吴桥县城所在地，叫桑园镇，原属山东德州。志书载，此地盛产桑蚕，丝织业为运河人家主要副业。明清时设水驿，清末又有铁路，水陆交通极便利，成为南北货物重要集散地。又如安陵镇，其城址位于今吴桥县安陵村东北、窑厂店村村南。《大清一统志》卷十六《河间府二·关隘》记载：“安陵镇，在景州东十七里，即故县也，明置巡司。”民国初年曾在附近设织布工厂。

　　大运河之恢弘，不单在于贯通内陆南北水系，更向东连接出海口，推动了沿河和内陆的商贸互通，乃至中外交流。

　　古代，“盐”为国之重要物资。黄骅，自古就是产盐区。西汉时，此地民间煮盐迅速兴起，且形成一定规模。后来，制盐列入官营。魏晋南北朝，当地盐业进一步发展。唐中叶，盐铁恢复专卖，海丰镇盐运繁忙，得名“通商镇”。

　　“万灶青烟皆煮海，一川白浪独乘风。”明代诗人瞿佑在诗中曾如此描述。近年来，海丰镇遗址考古发现建筑基址、煮盐炉灶和作坊、测试盐卤浓度的器物，鲜活地还原了历史上煮盐业的繁荣景象。还发现宋金元时期海运仓储遗址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窑口的精美瓷器。可以想见，当年这些艺术品通过四通八达的水路来到海丰镇，乘着猎猎海风，运往世界各国的盛况，揭示出河北段大运河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

　　岁月深处，运河沿岸一座座村镇，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盛。

　　邢台境内郑口镇，位于故城东南，与山东武城以河为界。明代曾有郑姓大户在运河上设一渡口，时人皆称郑家渡口，后改为郑家口。因濒临运河，素得漕渔之利，清中期，郑家口已成为一个仅次于县城的大集镇。物阜民丰，有“小天津卫”之称。

　　出清河县城，西北方就是贝州城遗址。据史料载，北周时初置贝州，宋元祐六年重修后为县制。“贝州城当年富甲一方，有‘天下北库’的美誉。”当地人士介绍，贝州城因白沟运河而兴，城东是隋唐运河曾流经的位置。《资治通鉴》载，唐开元时，贝州存有“布三百余万匹，帛八十余万匹，钱三十余万缗，粮三十余万担”。

　　邯郸境内，馆陶与邺城，几乎同时因白沟航运而崛起，成为长达四百年的区域中心城市。隋文帝焚邺后，随着魏郡治所东移，大名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区位优势崛起，成为又一个运河通而城市兴的典型代表，繁盛千年。1401年河决漳卫，府城全部埋于地下，现存北宋大名府故城遗址主要是大街遗址和府城墙遗址两处。

　　古渡口和古码头，是大运河作为物流通道的显著标志，更是情感眺望台。河北段大运河上，曾分布着数不清的码头——南霞口码头、青县码头、流河码头、马厂码头、尖冢码头……繁忙的客商往来情景，早已消逝在时光里。

　　东光码头遗址，年代为北宋至民国。东光县所辖的连镇原名“连窝镇”，旧设有连窝水驿，清中叶是东光、吴桥、阜城、交河等县的粮棉油集散中心。农副土特产品船载车运，南销齐鲁、江南，北达京津、东北，各地客户纷纷于连镇设栈，经销贸易。1998年5月下旬，遗址内发现一条金代沉船，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

　　“拉过来了呗，哎嘿嘿哟；蹬住了呗，哎嘿嘿哟……”在油坊镇油坊村，两位老人弯腰弓步，唱起了嘹亮的船工号子，向我们再现当年在河边拉纤的情景。自京杭大运河开通后，油坊码头便成为当地商品集散地，至晚清则有“清河县的小上海”之称……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邢台东八县进出货物还在油坊转运装卸。

　　一水如带，蜿蜒千里。古城、古镇、古村、古码头、古渡口……这些历史遗存，见证着古老的贸易往来，也讲述着“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气韵。

　　水动菱荷，民间文华香两岸

　　运河如带，村镇似珠。作为流动的文化，大运河承载的不仅是自然风光和运河儿女的悠悠乡愁，还有那滚滚碧波中，讲不尽、诉不完的丰厚民间文化遗产……古音、古曲、古谱等，是来自民间的古老技艺和智慧，更是一段段文化传奇。

　　“南苏杭，北胜芳。”走进廊坊胜芳古镇，自文昌阁俯瞰，东淀蒹葭苍苍，白鹭翩然。春秋始，胜芳就被水淀滋润。宋代，苏洵沿运河故道北上，将南方种植水稻、莲藕技术引入，使东淀水域呈现芦稻相映、菱荷飘香的美景。北运河的贯通，令胜芳更迅速地纳入京畿辐射范围，跻身于“直隶六大重镇”行列。

　　作为水陆码头，胜芳很早就得以和京津共同发展。然而，对于胜芳，真正的文化密码却是——“火”与“灯”。

　　胜芳灯会，繁盛于京杭大运河贯通后，已四百多年。“宫灯”雍容华贵，“鸭子灯”寓意吉祥，“金鱼灯”栩栩如生，“狮子灯”威风八面……不同文化风俗在此交融，形成正月十五灯会，还形成了以火崇拜为核心的“七十二道花会”。

　　水乡胜芳，何以产生对火的崇拜？走在古镇，发现人们谈得最多的不是“水火难容”，而是“水火相济”。人们在水上讨生活，与水共处、敬畏火的光明温暖，从而形成独特的水乡习俗。这种朴素的民俗信仰富含古老的哲思，在当地首批国家级非遗南音乐会中得到最本源的尊崇——逢年过节摆会，请火神、送火神，均由南音乐会吹奏乐曲，晚上其他各道会都散去，唯独南音乐会一直吹奏表演到子夜……

　　专家考证，以胜芳镇南音乐会为代表的冀中笙管乐班社，其传播途径是沿河道进行的，北运河是最主要的渠道。其乐曲带有鲜明的宫廷乐特色，《小龙舟》《太平》《琵琶令》等曲目，或庄严肃穆，或缥缈空灵，堪称古代传统音乐的“活化石”。

　　临西大运河畔，一座砖窑遗址闯入眼帘。明代，朱棣迁都北京，为兴建新都，朝廷多方征集建材。临西因出产优质“莲花土”，又有运河水运便利，遂被钦定为贡砖烧制地。鼎盛期，运河两岸炉窑有数百座。上世纪80年代初，临西运河岸边陈窑村发现一处窑址，出土城砖刻有“嘉靖十四年陈清”等字样。2008年，河北省文物局组织进行考古调查，发现明清贡砖窑址20座。

　　泥土与烈火的淬炼，考验着烧造技艺，但其根本在于水。而今，在陈窑村运河边，窑火再度点燃。临西贡砖烧制技艺市级非遗传承人说，临西靠近黄河古河道，沉淀形成“莲花土”。除了土质好，烧造工艺也十分讲究，传统古法手工技艺包括选土、碎土、澄泥、熟土、制坯、晾坯、验坯、装窑、焙烧、洇窑、出窑等18道工艺。

　　“通两京津要，夹河居者万余家”，这就是泊头。尽管明代才建镇，但依靠着水驿码头，泊头成为北方大运河沿岸少有的镇级城池，冶炼、印刷、制造、烧造等非常发达。其中，泊头铸造已有1300年历史，享有“中国铸造名城”之美誉。1987年，在泊头西部出土五代十国时的铁佛，成为泊头铸造史的有力佐证。清中期以后，南方雕版印刷业，通过运河传播并扎根泊头，至民国年间，出版印刷堂号达十几家之多。

　　大运河流淌不息，激发着创造灵感，更给戏曲、杂技等民间艺术提供了舞台。

　　吴桥境内，大运河绵延34公里。明清时期，运河漕运空前发达，码头村镇的繁荣给吴桥艺人杂技表演提供了便利。他们登上运河船，走南闯北，甚至远涉重洋，登上了世界杂坛殿堂，又将国外先进技艺带回中国，架起了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的桥梁。薪火相传，中国杂技艺术之花香飘万里。而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已成为与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和巴黎“明日与未来”世界马戏节齐名的世界三大杂技赛场之一，已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节目参赛。

　　“寄语飞南归北雁，大河头尾是家川。”与运河村镇共生的民俗非遗，犹如珍珠散发的光彩：香河吹歌、景县铜胎画珐琅技艺、沧州木板大鼓、临西乱弹，以及八极拳、舞狮、夯歌……这些和运河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老技艺、老行当、老手艺，是奔腾在运河人心灵河床上的精神洪流，滋润着一代代运河沿岸的儿女们踔厉前行。

　　笔墨传颂，运河风流诉不尽

　　走在永济渠畔，历史回响激荡星空。大运河贯通后，其浩瀚而广博的母性润泽功能逐渐凸显，反映在人文上，便是汇聚四方、包容兼蓄、孕育出新。

　　建安九年（204年）——河北境内大运河肇始之年。这是一个独特的历史节点。自此开启河北境内运河新篇，连接的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水系，更蕴含政治意义上的漕运、军政、经济等内容。某种意义上，其自身演变兴废，就是中国社会生生不息的表现方式。

　　自这一刻起，秦汉文脉伴随运河开凿而跟随曹魏政权注入河北境内，并在此兼收并蓄发扬光大，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建安文学，乃至建安风骨，深深地影响了此后中国人的审美和精神境界。

　　建安九年，曹操击败袁绍，以邺城为大本营，经略天下。在此，他修筑铜雀、金虎、冰井三台，广揽天下贤才。陈琳、王粲、应玚、刘桢、阮瑀等，跋山涉水来到邺城，形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集团——邺下文人集团。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是曹操的名句。曹操诸子中最具才华的曹植，其文学起步期正在邺下，留下《白马篇》等篇什。曹丕创作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他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文学专论，对于中国文学史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文采气骨兼备”（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鲁迅也曾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建安七子”与曹氏父子，共同掀起文人创作高潮。他们书写现实，歌唱理想，开拓题材，探索技巧，一改两汉铺张夸饰的赋风，转而关注社会现实，以其慷慨悲凉的情调、刚健疏朗的文风而彪炳史册。

　　运河之畔，邺下文坛，群星璀璨，风骨凛然。

　　“金凤台”遗址尚残存台阶，而北侧“铜雀台”，早已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三台建成后，曹操大宴群臣，作诗以赞。曹植《铜雀台赋》一挥而就，并祈愿“斯台之永固”。然而，很快，三台便毁于战火。但是，在这片废墟上，我们却又分明听到一个女子历经辗转、穿越战乱，在这里吟唱《胡笳十八拍》——“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烟尘蔽野兮胡虏盛，志意乖兮节义亏……”女子叫蔡文姬，东汉末年文学家蔡邕之女，被曹操盛邀、从匈奴归汉。

　　不知道，这是不是运河畔首次响起带有异域风情和诉说的曲乐。随之而来的十六国和北朝，从漠北迅速崛起，继而席卷中原，纷纷定都邺城。四百多年间，“你方唱罢我登场”，邺城先后为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等朝都城，多民族文化在此直接交汇。2012年，邺城考古队在临漳县北吴庄发现佛造像埋藏坑，挖掘出土2895件东魏、北齐石造像及残件，是目前所知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最多的佛教造像埋葬坑。

　　水，见证了一个民族的坚韧不息。大一统的杨坚曾下令焚邺，但也正是在隋代，首次彻底贯通大运河——隋大业四年（608年）春，“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永济渠，是今天河北大运河的基础河段。

　　这一切，均为盛唐奠定了基础。大运河上，文人墨客往来如流——

　　王维写下《渡河到清河作》：“泛舟大河里，积水穷天涯。天波忽开拆，郡邑千万家。”李白留下：“魏都接燕赵，美女夸芙蓉。淇水流碧玉，舟车日奔冲。青楼夹两岸，万室喧歌钟。天下称豪贵，游此每相逢。”王安石留下《永济道中寄诸舅弟》：“灯火匆匆出馆陶，回看永济日初高。”明代茶陵诗派李东阳写下：“片帆轻舸发沧州，野树离离散不收。两地伤心河上草，一灯残梦渚西楼。”王世贞写下《九日风阻郑家口》：“野戍秋高鼓角哀，萧萧木叶走黄埃。”查慎行也在此留下：“明月窥我船，我影在船窗。我起却望月，影落玻瓈江。”

　　1750年，康熙南巡经过河北段大运河时，欣然填词一阕：“大块风光，春畴一生，满目从容。桂棹初摇，牙樯始立，淑色烟笼。堤边对对宾鸿，村庄里，安平气融。乐志情深，读书意远，与古和同。”在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运河沿岸是神秘的，其诗文、故事、逸闻趣事等都跟大运河千丝万缕，一派乡野烂漫之气。

　　商贾云集，店铺栉比，数不清的酒馆、茶店红火热闹；身怀绝技的艺人、技艺精湛的厨师将南来北往的风物人情云集于此……大运河，如同一条蜿蜒曲折的历史画廊，留下帝王将相的雄姿、诗人骚客的潇洒，还留下仁人志士的慷慨悲壮，更客观记录下运河两岸百姓的爱恨悲欢。

　　方志、笔记、小说、诗歌、技艺……运河的身影无处不在。流淌在各类文史作品中的点滴，构成了一个个“诗史互证”的循环，记录下河北段运河的空间变化、历史沿革、人口聚散、商业兴衰和文化变迁。围绕运河诞生的创作，无论是纤夫，还是挑夫，抑或是船工，这些不肯向命运低头的鲜活生命，都深深地诠释了生生不息、不懈奋斗的运河精神，成为大运河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

　　水运映国运，文脉传千古。大运河，从古流来，也必将流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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