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是新时代我国集中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形成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的重大文化工程之一。其系统性建设的重点包括生态优先的人文生态系统、文化引领的文化意义系统、产业支撑的文旅产业系统、社会共享的文化传播系统、制度保障的制度规范系统五大方面。从五个维度推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发展格局，对内成为凝聚认同和向心力的中华文化重要标志，对外成为承载特色和表达共识的国家形象，以此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充分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久影响力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强大生命力。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新时代我国推进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之一，是发掘好、利用好丰富文物和文化资源，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举措。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提出国家文化公园“是要整合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实施公园化管理运营，实现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功能，形成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集中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新时代下高质量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就是要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精准供给，在一定的物理空间内，展示最有辨识度、生命力和传播力的文化生态景观，有利于体现文物保护、资源利用和文化传承的统一，有助于将国家文化公园打造成国家形象和民族符号，成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因此，推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建设，就是通过高质量地整合大运河沿线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实施公园化管理运营，实现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功能，形成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集中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充分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久影响力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强大生命力。那么，国家文化公园到底建设哪些内容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学术问题。本文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为研究对象，基于文化空间理论对其展开分析，具体探讨国家文化公园系统性建设问题，以求教于学界。
一、文化空间理论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维度
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公园引申而来的一种新概念，是我国推进国家文化治理创新而提出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国家公园和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载体，需从文化空间理论的视角对其进行探源。1974年，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提出“空间转向”（thespatialturn），从空间视角重新审视社会。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雅（EdwardW．Soja）提出“第三空间（ThirdSpace）”，将空间看作是赋予深刻文化意义的文本。社会学家沙朗·佐京（SharonZukin）则深入发掘了空间的文化意义，指出文化是控制城市空间的有力手段，经济和政治精英们通过控制城市公共空间来塑造公共文化。从人类学视角出发，“文化空间“是人的特定活动方式的空间和共同的文化氛围，兼具空间性、时间性、文化性是具有文化意义的物理空间、场所、地点。在文化学或社会学视角下，国外学者将文化空间看作是一种物质空间或社会空间，是一种文化能够习得并得以传承的框架，是各种形式的人类活动赖以实现的空间。而国内学者则将文化空间看作是文化在一定区域的空间表现以及在这个区域进行文化交往的表达方式或是一种由意义符号、价值载体构成的体现意义、价值的场所、场景和景观是联系人们内心世界的纽带与精神性血脉的交织。而文化地理学视角的文化空间主要表现为文化区———具有相似性的人类活动、传统和文化属性的空间地理区域，其研究目的在于通过空间文化特质重建文化结构以及群际关系。
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公园新的发展形式，是依托“遗址遗迹”和“建筑与设施”等人文旅游资源，具有代表性、延展性、非日常性主题，由国家主导生产的主客共享的国际化公共产品，是承载国家或国际意义文化资源的重要载体。已有研究认为，价值研究是中国国家文化公园基础理论研究中最紧迫且具有全局性的学术问题，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和运营共同构成其价值实现过程；同时，国家文化公园为提升公共文化空间的品质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公共文化空间形态或模式。
依据我国发布的一系列实施政策与建设规划来看，国家文化公园是为了集中打造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弘扬民族精神而推出的重大文化工程，也是一种全新的国家公园建设模式。所以，从根本上以中华文化重要标志为导向，辨析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本质属性，是明确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建设的定位和运行的必要前提。在本质上，中华文化重要标志是承载中华优秀文化基因，能够被民众通过视觉、行为等可感知的方式所识别，并产生情感共鸣、群体归属和文化认同的具有较强规范性的标志性载体，包括自然地理标识、物质文化标识和精神文化标识三种类型。结合文化空间理论与我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目标，可以看出，国家文化公园的本质是公共文化空间载体，而文化空间的核心结构由资源载体、意义表达、产业活力、文化传播、制度规范“五维系统”构成。因此，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核心，就是要打造其“五维系统”。
中国大运河是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有着鲜明的自然生态系统和文化生态系统。其不仅是联结中国东部地区南北方地理的生态廊道，更是沟通融汇京津、燕赵、齐鲁、中原、淮扬、吴越等六大文化高地的文化走廊，凸显了文化多样性的特色，呈现出中华文明的精髓，承载着民族记忆和文化认同。因此，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不是打造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地标，而是依托大运河文化带标志性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基于打造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弘扬民族精神的战略目标，通过推进有效保护、传承与利用，形成新时代语境下独具特色的文化标识体系与民族话语表达体系的公共文化空间载体。因此，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内容至少包含物质依托的人文生态系统（生态优先的载体层）、具有多重价值的文化意义系统（文化引领的意义层）、激发文化活力的文旅产业系统（产业支撑的产业层）、促进信息流通与共享的文化传播系统（社会共享的传播层）、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和管理的制度规范系统（制度保障的制度层）等具有国家性、开放性、体验性、综合性的公共文化空间。就其目的和功能而言，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是为了保护和利用好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新时代下独特的文化标识体系和公共文化空间载体，从而建构良好的国家文化形象。
作为集中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的公共文化空间载体，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五维系统”是相互作用、相互支撑的。一是人文生态体系建设。基于文化文物生态资源、遗产资源等有形资源，明确人文生态系统作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等建设基础。即通过系统梳理、保护和修缮大运河文化带沿线的历史文化遗址遗存，形成“千年运河”独具人文特色和价值的物理性标志，也是其作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物质性呈现。二是文化意义体系建设。深挖大运河文化遗址遗存所内蕴的文化意义（精神、观念、审美）等，并与新时代的价值取向与审美要求相结合，促进其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形成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意义体系。三是文旅产业体系建设。即形成富有活力的文化生产体系和市场体系。四是文化传播体系建设。即大运河沿线文化文物资源的深层次精神、价值，借助于各种媒介符号或作品，使隐性的“千年运河”文化意义外显化，让受众可感知、可体验，从而促进大运河文化意义流通与价值共享，实现有效传播。五是制度规范体系建设。即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过程中保障与维护人文生态系统、文化意义系统、文旅产业系统、文化传播系统等有序建设的相关制度与规范体系。五大系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共同构成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内容，具有整体性、系统性、逻辑性。人文生态系统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物理空间和文化资源文化意义系统依托人文生态系统而存在，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核心资源与实现保障文旅产业系统为民众提供了体验的情境和消费渠道，是保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文化传播系统是促进文化意义流通与价值共享的重要途径制度规范系统是确保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运营的制度保证。五大维度的系统建设要实现的终极目标，就是让人民群众能够有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这五大系统共同构成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成为互动共生的有机整体（如图1所示）。
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人文生态系统建设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人文生态系统侧重于国家文化公园的生态资源保护与物质载体建设。具体包括：一是构成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自然生态空间，这是承载其他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场域。二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物理空间，以及在历史中形成的物质性文化资源（如古村落、城镇、文物等物质资源），对应传统利用类功能区域的生态建设。三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物理空间中具有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民俗和文化事项，对应管控保护类区域的生态建设还包括根据传统文化衍生和创意创新而来的符合现代消费者需要的消费文化所对应的主题展示和文旅融合类功能区域的生态建设。
民族文化符号是在一定的符号记忆的事实基础上，被人们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不断赋予其主观情感，其蕴含了一个民族特有的价值理念和精神气质，是民族文化的外化和载体。“千年运河”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符号，其丰富的历史遗存遗迹则是中华文化的具体外化和独特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及其作为中华文化重要标志的形成，需要系统梳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具有中华文化重要标志的各类遗址遗迹，以此形成唤醒公众对中华文化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要形成中华文化重要标志的前提，是要有外显的、可触摸、可感知的“触发器”，有让广大受众能够“触景生情”“睹物思怀”的物质载体。一方面要从现有的大运河文物遗产中挖掘能够成为中华文化重要标志的水工遗存、运河故道、名城古镇以及各类运河附属遗存等，使已有的文物资源能够成为中华文化的“触发器”“标志物”，使得中华文化具有实实在在的、可供考证的、令人信服的丰富而系统性的实物载体；另一方面以特定的主题、人物、故事为线索，将大运河沿线零散的遗址遗存有机地联系起来，使得各类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展示有时间或空间上的连续性、整体性，从而能够使其内蕴的中华文化基因赓续脉络得以清晰展示。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人文生态系统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以生态资源为基础。生态景观（Ecoscape或EcologicalLandscape）是对原有景观资源重新组合的结果，通常体现为景观生态规划的产物或目标。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是由众多生态景观构成的，因而其人文生态系统的建设必须强调人类、生物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整体上、系统性、全方位地展示中华文化，需要构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生态景观系统，从而形成中华文化重要标志的整体性的、统一的公共文化空间载体。目前大运河两岸存在着绿化水平较低，树种结构单一，生态空间不足，岸线生态资源缺乏整体规划、河湖生态空间被城乡建设挤占等现象，大运河沿线区域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生态景观的建设既要满足生态运河建设的要求，也要唤醒人们运河生态保护意识，从而有利于在物质资源形态上提升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人文生态系统的影响力，进一步促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中华文化重要标志的形成。因此，从突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化属性和综合功能的角度，要统筹“千年运河”文化遗产、河道水系、生态环境等空间布局，优化沿线城乡人居环境，重塑“千年运河”整体形象，打造成河湖岸线功能有序、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生活环境绿色宜居、城乡建设特色突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相得益彰的“美丽运河”。
另外，作为与自我相互界定的参照物，“他者”一直是我们衡量自己的价值、特征或共同人性的标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所面向的受众还包含国外游客，但由于国外游客长期接受的教育、文化熏陶与中国有所不同，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对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的理解有所差异甚至不解。因此，保护和利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生态资源以吸引外国游客，需要对外国游客的需求、特征进行分析，以民族性、文化性的特色展示空间形态做好跨文化阐释工作，以此吸引游客。
三、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化意义系统建设
具有2500多年历史的大运河，沟通融汇京津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淮扬文化、吴越文化等，富集水利文化、漕运文化、船舶文化、商事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民俗文化等多种形态，承载了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意义系统，就是要充分展示“千年运河”承载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擦亮中华文明亮丽名片。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化意义系统侧重于国家文化公园文化内涵与时代转化体系建设。主要包括：一是依托当地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存在，能代表当地主流价值观、道德伦理观的价值意义系统；二是依托当地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存在，能体现当地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的象征意义系统；三是依托当地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根据时代背景和当下需要，进行延伸和创新而来的价值与审美意义系统。文化意义系统的建设既有对源自传统意义体系的价值判断、优选和传承，也有根据时代需要进行的整合与创新，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意义系统。
“千年运河”作为沟通我国东部地区南北文化的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即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身份意义的附着物和旅游者追求价值认同的吸引物），需要形成宣传国家形象、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民族文化自信的“亮丽名片”，从而建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身份认同与集体记忆。大运河文化的精神意义符号包括一系列历史文献、非遗、文学作品、民歌、纪念地、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纪念仪式以及凝结在其中的精神文化、民俗传统和价值理念等符号系统，符号通过传播渠道流向受众，受众接触对其进行解读最后形成认知，其概念和精神内涵就得到了传承。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内容建设的重中之重是“千年运河”内蕴的中华文化历史文脉梳理与国家形象文化基因的提取，以此唤醒旅游者的“集体记忆”，从而增进新时代下其对中华文化和国家形象的价值认同，由此增强其民族身份认同。这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化建设的基础性任务。加强精神阐释和价值阐释弘扬，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和导向性作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精神文化体系建设，包括系统概括大运河文化的基本内容、建构大运河文化的价值体系、提炼大运河文化的核心价值与精神内涵，以文化为引领，以价值为导向，提高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质量，推动大运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蕴含着奋斗进取、创新协同、融合共生、使命担当的大运河精神，这些精神建构起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精神文化体系，并能够依托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这一公共文化空间载体对大运河精神文化进行提炼与弘扬，进一步推动中华文化重要标志的形成。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意义体系建设，除了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核之外，还要推动大运河文化与时代元素相结合，激活其新时代生机活力，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提供强大动力。既要有对源自传统意义体系的价值判断、优选和传承，也要根据时代需要进行整合与创新。因此，需要充分激发当代人的创意创造，延续大运河的千年神韵，通过创作大运河相关作品，向新时代中华儿女讲好中国故事。
在既有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千年运河”的文化精髓，在保持原真性的前提下，按照新时代先进文化的价值导向和民众精神需求，推动大运河文化新时代语境下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创意系统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根据公共文化事业属性的建设要求，高质量开发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物质文化遗产创意体系”。物质文化遗产重在保护，在保护的前提下，依托现代展示技术和体验技术，适当地开发高水平的文创项目。即以博物馆馆藏的优质的大运河文化遗产资源为内容基础，实施线上线下联动，线下开辟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博物馆文化旅游线路、研发博物馆文创纪念品、艺术品展览、艺术体验等，在保护的前提下深度挖掘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潜质线上借助于数字文化创意、数字技术、融媒体技术等，实施博物馆数字化战略，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博物馆馆藏资源数字化运作，实现文物遗产的数字化开发。第二类是遵循文化创意产业属性的建设要求，高质量开发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意体系”，高质量开发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演艺演出类、与相关产业融合类、文化遗产IP创意综合体类等文化创意体系。
此外，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对外应成为承载特色和表达共识的国家文化形象，充分展现大运河在世界文明史和人类文化史上的价值与地位，突出“千年运河”内蕴的人类命运共同价值和普遍意义，赋予其新的时代含义和文化价值，与时俱进、继承创新，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与合作，提升中国文化的话语权，从而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就要鼓励创作各类面向国际受众的优秀作品，讲好运河故事，提升大运河文化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旅产业系统建设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旅产业系统侧重于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活力体系建设，主要包括：一是文化生产体系的建设。积极探索传统文化创新性转化和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模式，健全从文化创意生产、制作技术应用、产业化制作等生产体系的建构。二是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目标下，联结消费者需求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核心价值，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旅商品及其生产要素等市场体系。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内容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资源层、创意（作品层），更要推动其向大众消费转化，打造“文化产品层”和“文化产业层”，即文化意义的符号化、产品化，借此文化可实现可感知的产品生产或服务，令旅游者在追寻现场体验中可触摸、可感知、可消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作为旅游体验的重要形态，需要增强可参观性生产的能力，从而提升文化意义面向旅游观光者的展示水平。在此基础上推动文化产品的产业化，为旅游者提供文化体验消费及配套服务的产业形态和运行体系。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作为统筹沿线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抓手，通过建立自洽的市场体制和机制，推动国家文化公园场景的产业化生产和周边产品产业化生产，从而不断延伸其文旅融合的价值链、产业链，从而不断增强其溢出效应。基于国内循环就是要发挥优势推动产业不断升级，在作为供给侧的文化生产体系中，应以进一步整合资源、提供更高质量的大运河文化产品为目标，做好大运河文化创意的服务配套、产品配套，提高相关符号产品的实际价值，获得更多认同。基于国内循环就是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切实关注文旅市场中主体对于文化旅游产品的需求，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游览功能带动文化产品的消费、体验和传播，在文化消费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情感体验和价值认同。
基于当前中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从文化生产体系和文旅市场体系这两个维度来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旅产业系统，顺应时代发展所需。“国际循环”格局下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化生产体系的建设既要发挥大运河文化带的创意生产，也要推进大运河文化与国际视野相结合，打造中华民族特色与国际潮流相融合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推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化生产体系在“国际循环”格局下的创新发展，需要对如何进一步丰富和畅通运河文化对外交流和运河文化产品贸易渠道，在开放合作和国际竞争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为国家文化形象品牌的塑造和传播提供展示平台进行深入研究。在“国际循环”的发展格局下，我国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旅市场体系建设与发展的关键是要将自身优势转化为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在借鉴国外运河文化带文旅产业开发的优秀经验的同时，推动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形成的独特文化标识成为国际受众对中华文化产生认同感的基础，形成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走向国际文旅市场的独特优势。
五、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化传播系统建设
文化基因是指内在于各种文化现象中，并且具有在时间和空间上得以传承和展开能力的基本理念或基本精神，以及具有这种能力的文化表达或表现形式的基本风格。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化传播系统侧重于文化意义流通与实现共享过程中媒介符号表征、传播矩阵、传播效果等，以此传承“千年运河”的文化基因。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需要强有力的媒介支持，在复杂的社会网络及社会层次中，大运河文化的传承通过有效的媒介传播，发挥媒介整合功能，扩大传播范围，增强传播效果，突破时空限制，形成传播张力。新一代信息技术能够为更好地挖掘、整理和研究大运河文化提供完善的技术平台，利用各种虚拟媒介技术搜集、整理、创作珍贵的大运河文化资料，并对其进行信息化、数字化、虚拟化处理，将大运河文化之展示价值和传播功能发挥至极致。在实践中探寻运河现存媒介（运河遗址）与虚拟媒介互动、融合的传播方式，将成为未来呈现运河整体文化风貌，保护、传承和传播大运河文化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分析和判断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媒介符号表征与传播的效果，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要有助于受众对蕴含传统文化基因的符号和行为进行感官识别。集体记忆的保存、强化依赖文化基因的符号表征系统，并在社会群体的发展和凝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文化符号能够唤醒人的文化记忆，让人一旦接触就能引发对母文化的追忆和认同，从而找到并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归属。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集体记忆就是人们对大运河文化带沿线相关历史故事、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但这一认知并非完全一致。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作为集体记忆的实践表征，其所依托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静态与动态的形式，以特定的符号标志，借助国家文化公园这一公共文化空间载体进行再现和流传。而再现和流传的实现，一方面要在现有的文物、遗址等资源中提炼文化基因，另一方面要在集体记忆中寻找共同的文化基因。
第二，要有助于受众对蕴含传统文化基因的符号和行为产生情感共鸣。文化的意义在于了解其所属文化系统中的观念，进而能够形成文化认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既要让前来游览与体验的公众对大运河沿线的文化产生认同，也要使其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对国家的认同，进而能够推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中华文化重要标志的形成。当前已有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项目正探索景观建设与受众情感需求密切结合的建设路径，以景观营造、文化情景再现的建设手法逐渐成为当前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化认同建构的主要方式，将隐性的文化用实物、媒介技术的方式予以呈现使其可感知、可体验，使得公众在游览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时更有代入感和沉浸感，从而在文化体验中增强对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认同感。
第三，有助于受众认同并遵循符号与行为中蕴含的文化意义和价值观念，并分别从符号识别系统、情感体验系统、文化价值系统来建构受众心理空间。源自内心的认同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成为中华文化重要标志的推动力，在心理空间的建设上，应注重认同植根于具体的环境和社会关系中，打造符合受众心理需求的、与中华民族具体文化特征有密切联系的环境。
第四，面向国际跨文化群体的传播，注重“求同存异”，即“求”人类共同价值这一“大同”，“存”民族特色这一“小异”。共同价值，是指对世界上所有的人或大多数人而言，能够为人们普遍认同和共享的价值。而中国大运河因其2500多年的悠久历史、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建设生态运河的理念，使得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能够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价值，容易得到国际的认同。同时，也正是由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与生俱来的共同价值，减少了其国际受众心理需求系统建设的阻碍。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民族特色，就是要使得国际受众通过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这一国家文化形象能够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文物遗产产生认同，以民族特色吸引、影响国际受众。面对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需要构建多层次立体化国际交流平台，采取多元化、多层次化的传播策略和手段，统筹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面向全球着力建设语种多、受众广、信息量大、覆盖全球的一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宣介媒体，使大运河文化的图像、声音、文字、信息更广泛传播。
六、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制度规范系统建设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制度规范系统侧重于维护国家文化公园各系统有序建设与运行的规范体系与保障体系，至少包含四个方面：载体保护与利用的制度与规范、文化意义的制度与规范、符号表征与传播的制度与规范、产品生产与市场体系的制度与规范。
国家文化公园治理是新时代实现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着力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治理的本质是对大运河文化带的文化治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其文化治理的远景目标。国家文化公园的治理意味着国家主体以新的方法进行的新规则化过程，是一种新的管理政策网络，具有较强的目的性、目标性和规则性，并且更适用于多主体的系统。根据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四类主体功能区的主要任务，从国家行政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体系、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构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高效能治理的内容和实践向度，这是实现“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文化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三大文化治理任务必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围绕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承利用”这4个主体功能，从现代文化公共服务能力、文化管理体制机制创新能力、现代化市场体系主体协同能力三个方面，提升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运营和管理等各项社会事务的能力，高效能地推动从单一的管理主体转向多元共治，实现政府监管、社会监督、市场调节、企业自治的共治格局高效能地推动从行政管理为主转向依法管理为主，实现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高效能地推动从行业规制转向融合规制，在国家文化公园设立、建设、运行、管理、监督等各环节，以及生态保护、自然教育、科学研究等各领域，引导当地居民、专家学者、企业、社会组织等积极参与，完善社会参与机制高效能地推动从政府主体转向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实践，提高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水平。
七、结语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公共文化空间载体，是新时代我国国家文化治理的重大探索。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内容多、涉及领域广、辐射范围大，主要涵盖保护、传承和利用三大领域，涉及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四类主体功能区。基于“双效合一”原则，研究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系统性建设，提升其建设效能，将其集中打造成中华文化重要标志，对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人文生态系统对大运河文化带沿线文物文化资源、文旅生态资源的保护建设，到文化意义系统对大运河文化带文化创意体系、媒介传播体系的创新建设，到文旅产业系统对大运河文化带文化生产体系、文旅市场体系的发展建设，再到制度规范系统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规范与保障建设，构成了我国国家文化公园系统性建设的主体内容，有助于推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生态优先、文化引领、产业支撑、社会共享和制度保障的发展格局。推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对内成为凝聚认同和向心力的文化标志，对外成为承载特色和表达共识的国家形象。此外，按照“科学保护、世代传承、合理利用”的思路，以实现“双效合一”为主要目标，还要充分考虑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地域广泛性和文化多样性、资源差异性，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路径与高效能治理研究的基础上，围绕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总体要求，紧扣“高质量建设”的目标定位，以“形成中华文化重要标志”为落脚点，研究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建设效能问题。（秦宗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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