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杨广在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榖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这就是著名的通济渠,又称汴河。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原因,众说纷纭,有说是到扬州观琼花;有说是去江南“猎艳”;有说是便于鱼米之乡江南的物资北上运输,以供应京都和皇宫所需。不管哪种情况,杨广于开皇九年(589)曾任扬州总管,历时约十年。他对扬州情有独钟,却是事实,汴河一通,立马成行,三次“幸江都(扬州)”。每次经汴河而下,规模宏大,极尽奢华。史载:“八月,壬寅,上行幸江都,……龙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共用挽船士八万余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余人,谓之殿脚,皆以锦彩为袍。……舳舻相接二百余里,照耀川陆,骑兵翊两岸而行,旌旗蔽野。所过州县,五百里内皆令献食,多者一州至百舆,极水陆珍奇。”(《通典》)
风流天子杨广一览汴河沿岸风光美景的同时,不禁诗兴大发,《乐府诗集》卷四七收隋炀帝《泛龙舟》一首,诗云:
“舳舻千里泛归舟,言旋旧镇下扬州。借问扬州在何处?淮南江北海西头。六辔聊停御百丈,暂罢开山歌棹讴。讵似江东掌间地,独自称言鉴里游。”
穷奢极欲的隋炀帝,最后死在扬州。真可谓:成也汴河,败也汴河。隋炀帝因开凿大运河,而背千古骂名。实际上隋代并没有从汴河得到什么好处,但造就了大唐帝国的强盛,宋朝获益最大。《宋史》载:“唯汴河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富,并山泽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并把汴河提到“建国之本”的高度。
汴河在唐宋时期是全国最繁忙、最重要的交通要道,唐朝的邮驿制度在隋朝的基础上,更加完善。关于唐代馆驿总数,《唐六典》卷五谓:“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二百六十所水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六所水陆相兼。”这三个数字记录的是唐之盛时的馆驿规模。唐宋时期的馆驿和文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举子们赴京赶考,官吏们迁徙出使,诗人游山玩水都要和馆驿打交道。在馆驿题诗和唱和成为一种时髦的活动。所以,唐宋时期产生了大量的馆驿诗歌。馆驿诗是对与馆驿相关的诗作的统称,包括以馆驿为描写对象的诗、以馆驿生活为反映对象的诗、其他与馆驿相关的诗作等。查《全唐诗》,共得馆驿诗450余首,宋代的馆驿诗词数量,远远超过这个数,光大诗人陆游就有百首以上。
汴州以东的汴河水路,是唐朝最重要的水上驿道,沿途馆驿密布,文人士子来往于此,创作了很多和驿站相关内容的诗歌作品。本文主要以汴河驿站为主,探讨唐宋诗人创作的与汴河有关的馆驿诗。
泗州城
泗州城,据《泗州志》云:“泗州在州境极南,面长淮对盱山,城肇于宋,旧有东西两城,皆土筑,明初始更砖石为之,合为一城,汴河径其中,周九里三十步,高两丈五尺。”汴河穿城而过。唐、宋时,泗州城经济繁荣,景色宜人,不但有泗州十景,还有全国当时五大名刹之一的普照王寺。许多文人骚客在此留下优美诗篇。
“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约于上元三年(676)或其后曾奉使江南,取道汴河,来到泗州城,写有《早发淮口回望盱眙》诗一首:
“养蒙分四渎,习坎奠三荆。徙帝留余地,封王表旧城。岸昏涵蜃气,潮满应鸡声。洲迥连沙静,川虚积溜明。一朝从奉檄,千里倦悬旌。背流桐柏远,逗浦木兰轻。小山迷隐路,大块切劳生。惟有贞心在,独映寒潭清。”
淮口:指汴河(通济渠东段)入淮河处,当时在泗州临淮县南,今在江苏盱眙县北洪泽湖中。历史地理大家谭其骧先生指出:“盱眙对岸汴渠入淮之口,唐人习称淮口。”骆宾王此诗,以大写意的方式描写古淮安的水域风貌和人文历史。唐宝历二年(826年),白居易与刘禹锡一同应诏回洛阳,途经楚州,刺史郭行余盛情挽留,游览楚州名胜,留下了一组诗篇,其中白居易的名句“淮水东南第一州,山围雉堞水当楼”千古流传。
景龙三年(709)秋,宋之问左迁越州长史,取道汴河,途经淮口,有《初宿淮口》一首,诗云:
“孤舟汴河水,去国情无已。晚泊投楚乡,明月清淮里。汴河东泻路穷兹,洛阳西顾日增悲。夜闻楚歌思欲断,况值淮南木落时。”
此诗是写作者因故“下迁”离开洛阳,乘舟浮汴,夜泊淮口的行程,以及去国逢秋的感伤。作者巧借汴河路穷而寓自己政治上途穷之惧。
青阳镇
宋时的青阳镇,今泗洪县人民政府所在地,位于洪泽湖西岸、古汴河之滨。据《泗虹合志》载:“‘青阳’古国名,黄帝孙少昊青阳氏分支子于此”所以得名。唐宋时期,青阳一带运河“水阔而深。帆樯杂沓,商贾云集”,正象宋代诗人诗中描述的那样“官舻艑客满淮汴,车驰马骤无间时”。青阳,成为唐朝一所著名的驿站。唐宋文人在自己创作的馆驿行旅诗中不约而同地向读者倾诉他们旅途的艰辛、喜乐哀愁、思绪深沉、情怀悲切。唐武元衡写有脍炙人口的《宿青阳驿》:“空山摇落三秋暮,萤过疏帘月露团。寂寞银灯愁不寐,萧萧风竹夜窗寒。”最后两句成为我国最悲苦行旅的诗句。
宋周弼《青阳驿》:“悄悄如秋麦气凉,山风吹透湿衣裳。小炉深幌枯松火,一夜寒香绕客床。”写出了驿站的秋景和夜的寒冷。
宋张耒《青阳驿会刘伯声夜话》:“奔走倦尘埃,相逢颜暂开。语阑灯烬改,饮散月华来。行役风霜苦,流年岁月催。我愚甘自分,惆怅子多才。”客居寂寞的驿站,异地他乡,喜逢知己,觥筹交错,秉烛话谈,也是人生一快事。诗人张耒一生不幸,神、哲、徽宗朝,四处为官,光汴河路就写了很多诗。
宋著名诗人黄庭坚也写有《次韵七兄青阳驿西阻水见寄》诗一首。“挽船逆牵九牛尾,寸步关梁论万里。”道出了旅途的困苦和艰辛,以及汴河水流湍急。汴州(治今开封市)刺史齐浣于开元二十七年(739年)鉴于“淮汴水运路自虹县至临淮一百五十里,水流迅急,旧用牛曳竹索上下,流急难制。浣乃奏自虹县下开河三十里,入于清河,百余里出清水,又开河至淮阴县北岸入淮,免淮流湍险之害。”(《旧唐书》卷一九0《齐浣传》)黄庭坚的兄黄大临困阻在青阳驿,写了一首诗寄给他,黄庭坚和的诗。这是异地唱和的一种文学行为,也是一种诗坛风气。唐天宝年间较多出现,中晚唐形成高潮,宋时已很普遍了。寄和诗是一种志同道合者的文学交往,以亲友为对象,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是亲情在诗歌里的体现,平和、亲切。
“悠悠驱马汴河湾,几处邮亭略解鞍。春尽榆钱堆狭路,晓阴花雨作轻寒。山川相背图中画,日月双移板上丸。行役渐多身渐老,诗题聊寄旅程难。”宋孔平仲的这首《发青阳驿》诗,以“汴河湾”交代了青阳驿的所处位置与环境,抒行役之感,发风尘之叹。
虹县
虹县,即今宿州泗县。安徽泗县的前身是虹县,后为泗州,地处皖东北,是一座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唐朝武德四年(621),置虹县。贞观八年(634)虹县迁治今泗县。《凤阳府志》载:新泗州“北枕屏山,南襟长淮,重冈东拱,灵璧西环,盘龙、朱山障其左,鹿鸣、阴灵绕其右,扼徐淮之门户,通兖豫之舟车。虽原野平旷之区,而风水结聚,自然昌明,东南大都会也。”
北宋张耒《宿虹县驿》:
“长堤隘舟车,上下无暂歇。煎熬古驿门,聒聒争琐屑。东南淮浙富,输馈日填咽。楚风习喧卑,吴舌动嘲哳。平生耽静意,投闹剧含哕。况兹道路勤,强食慰饥渴。年年嵩洛兴,久与泉石结。终当卜吾庐,云山对华发。”
此诗有对人生遭际和生命沉沦的凄凉悲叹,有惆怅归隐的情结。
宿州
宿州,汴河上一处重要的城市,置州前,名埇桥。“埇桥为舳舻之会”,路扼彭城(今徐州),西接睢阳(今商丘),南临淮甸,当漕运之要,水陆之冲。元和四年(809)置宿州,大和七年(833)复置宿州(迁治今宿州市)。跨河为城,临河街巷分布着馆驿、酒楼和仓储,每日众多官私船只停泊城内。“千骑试春游,小雨如酥落便收。能使江东归老客,迟留,白酒无声滑泻油。飞火乱星球,浅黛横波翠欲流。不似白云乡外冷,温柔,此去淮南第一州。”(《南乡子·宿州上元》)这是北宋大文豪苏轼描述在宿州过元宵节所见繁华景象的小令。宿州上元春日风光佳丽,胜似仙乡。表面看是盛赞宿州,实则有双关意。这里流露了作者对在朝中被排挤、被冷落的伤感。苏轼一生迭宕起伏,行踪遍及大半个中国,多次从汴河往返经宿州,与友人酬唱宴饮,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
行旅之人,离愁中往往含着别恨。宋曾觌《念奴娇·余年十八寓符离临行作词》就体现了这种风格,“泪眼相看争忍望,天际孤村寒驿。汴水无情,催人东去,去也添愁寂。”寒村孤驿,情人依依惜别,心里别是一番滋味。如果是赴任途中,是另一种心情。唐韦应物刺滁州时,自大梁登舟赴任,宿住符离城。他在《寄大梁诸友》诗说:“昨日次睢阳,今夕宿符离。”诗人轻松愉快的心情一览无余。
据《通鉴记事本末·炀帝亡隋》记载:为供途中休息,炀帝沿汴河“置离宫四十余所”。“每两驿置一宫,为停顿之所”(《大业杂记》)。作为州治的宿州一定有炀帝置离宫。唐刘禹锡《杨柳词》九首之一:“炀帝行宫汴水滨,数枝杨柳不胜春。晓来吹起花如雪,飞入宫墙不见人。”诗中所写就是宿州的炀帝行宫。据《刘梦得集》载:贞元中,刘禹锡的父亲刘娴绪任甬桥盐铁副使,刘禹锡到宿州探亲,于贞元九年至贞元十年(793—794年),在宿州客住近二年,《杨柳词》所写就是他在宿州所看到的景物。
与宿州最有缘的要数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了。公元781年,白居易父亲白季庚升任徐州别驾兼徐泗观察判官,为躲避徐州战乱,全家由河南新郑迁往相对安稳的符离县。白居易故居,在宿州市北二十里古符离东菜园。白居易住地,原名毓村,住宅名东林草堂,遗址犹存。公元787年,年仅16岁的白居易写下了流传千古的五律《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白居易是在宿州符离度过青少年时光的,与符离山水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与“符离五子”经常泛陴湖,留恋流沟寺,登五里山。陴湖风景秀丽,碧波荡漾,濉水风光旖旎,迷醉了白居易,有诗云:“秋灯夜写连句诗,春雪朝倾暖寒酒。陴湖绿爱白鸥飞,濉水清怜红鲤肥。”游流沟寺写下了“惟有流沟天下寺,门前依旧白云多”,在五里山留下“五里村花落复开,流沟山色应如故”等美丽的诗句。在符离,白居易爱上了一位美丽的姑娘湘灵,写了许多情诗给她。赋《冬至夜怀湘灵》:“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何堪最长夜,俱作独眠人。”再赋《寄湘灵》:“泪眼凌寒咽不流,每临高处即回头。遥知别后西楼上,应倚栏杆独自愁。”白居易的初恋,可谓刻骨铭心,一直影响着诗人的灵魂深处。白居易科举求功名离开符离时,为她写下《潜离别》一诗:“不及哭,潜离别;不及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深笼夜锁独栖鸟,利剑春断连理枝。河水虽浊有清时,乌头虽黑有白时,惟有潜离与暗别,彼此甘心无后期。”后来,这段恋情因故而夭折,对白居易的影响很大,直到36岁时才结婚。白居易对湘灵情深意切,念念不忘。
白居易一生颠沛流离,做过校书郎、翰林学士、杭州刺史等官,无论到哪里,他始终没有忘记符离及东林草堂,还有他的初恋。长庆四年(824)在他53岁时,卸任杭州刺史由汴河回京,途经宿州,写下了《墉桥旧业》,“别业墉城北,抛来二十春。改移新经路,交换旧村邻。有税田畴薄,无官弟侄贫。田园何用问,强半属他人。”在故居,见到了非己不嫁的湘灵,他满怀愧疚地写下七绝《逢旧》:“我梳白发添新恨,君扫青蛾减旧容。应被别人怪惆怅,少年离别老相逢。”白居易和湘灵的凄美爱情,感天动地。白居易此次故地重游,《题流沟寺古松》:“烟叶葱茏苍麈尾,霜皮剥落紫龙鳞。欲知松老看尘壁,死却题诗几许人。”《符离镇志》注:此诗作于长庆四年(824)白居易由杭州回洛阳,经流沟寺赋此。
在宿州往西30里,有一所驿站,白居易写有《茅城驿》诗一首:
“汴河无景思,秋日又凄凄。地薄桑麻瘦,村贫屋舍低。早苗多间草,浊水半和泥。最是萧条处,茅城驿向西。”
诗歌写了驿边的江村水乡、原野景色。诗中的汴河秋景冷清,沿岸的村庄萧条。反映了当时农村经济的凋弊。安史之乱时,汴河要道阻断,驿站冷清,由此诗可见一斑。
蕲泽镇
蕲泽镇,在今淮北市濉溪县四铺店村,距宿州市40里。北宋《元丰九域志》载:“宿州,县四。有三乡,柳子、蕲泽二镇。”蕲泽,多次出现在宋诗里。宋代诗人张耒有《过蕲泽》一诗:“雄吞六国弱秦强,壮士逡巡野水傍。耕叟不知鸿鹄志,笑观宫室忤陈王。”张耒在蕲泽怀古,凭吊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大泽起义,陈胜振臂一呼,反秦浪潮风起云涌,强大的秦朝顷刻倒下。
汴河带来的机遇,使蕲泽镇的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到了宋朝已成为繁荣昌盛的城市,驿馆旅铺很多,投宿的人,络绎不绝。唐宋时期,旅馆店铺都有年轻貌美的女子从事餐饮娱乐业,有的还提供色情服务。这些漂亮的女子吸引了许多风流倜傥、渴望温情、甚至爱情的文士,相处之际,不免发生许多风流韵事。据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七载:“宿州营妓张玉姐字温卿,本蕲泽人,色技冠一时,见者皆属意。”张温卿的出生地就在蕲泽。《词林纪事》记载:“营妓张温卿色艺冠时,见者无不心醉”。在欢场,张温卿可谓名冠一时,倾倒无数文人骚客。张温卿先与沈子山相好,沈走后不久,委身于黄孝先。《词苑》记载:“其后明道中,张子野、黄子思相继为掾,尤赏之”。黄孝先是继沈子山之后担任过宿州狱掾。自古红颜多薄命,张玉姐十九岁便死了。“好物难留古亦嗟,人生无物不尘沙。何时宰树连双冢,结就人间并蒂花。”这是宋代著名词人张先写的一首诗,题目是《营妓张温卿黄子思爱姬宜哥皆葬宿州城东过而题诗》。
张先与柳永齐名,他的词风也深刻影响了北宋词人。明道元年(1032)为宿州掾,时年42岁。他与张温卿的交往虽然只有数月,但也是情意绵绵。在离开宿州后,留下了睹物思人的词章。词的词牌为《江南柳》:
“隋堤远,波急路尘轻。今古柳桥多送别,见人分袂亦愁生。何况自关情。斜照后,新月上西城。城上楼高重倚望,愿身能似月亭亭,千里伴君行。”
巧合的是,他也是通过对隋堤、汴水的追忆表达了他的情思。
张温卿死后,黄子思也写了一首《吊宿州妓张温卿》诗:“人生第一莫多情。眼看仙花结不成。为报两京才子道,好将诗句哭温卿。”诗写得深情款款,凄凄惨惨,很是感人。
发生在这里的感人爱情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繁荣昌盛的蕲泽镇。
柳孜镇
柳孜镇,汴河上的一处军事要地,古称柳子镇,今淮北市濉溪县柳孜行政村,因隋炀帝开掘通济渠而逐渐繁荣,成为唐宋时期淮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重镇。柳孜镇西达商丘,东通宿州,西南至亳州,北抵徐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唐时,柳子附近有保定驿,柳孜村东隋唐大运河遗址发现的“时堠一所”石碑一块,证明了这一点。韩愈有题为《路旁堠》一诗,前四句是“堆堆路旁堠,一双复一只。迎我出秦关,送我入楚泽。”时堠,是驿站的一个标志。
柳子是水陆两用的驿站,码头上桅杆如林,灯火辉煌,人声鼎沸。岸边客馆旅铺林立,繁华而富庶,它的税收甚至超过临涣和宿州。宋晁说之《后十一月十一日夜宿柳子镇》:“早岁无知到柳桥,黄流澎湃客雄豪。自从道路无形势,今日睢阳益谩劳。”见证了柳子是商旅要会,百货转承,一片繁忙的景象。宋张耒《宿柳子观音寺》:“黄尘满道客衣穿,古寺荒凉暂息肩。倦体收来便稳榻,汗颜濯去快寒泉。野僧治饭挑蔬至,童子携茶对客煎。夜久月高风铎响,木鱼呼觉五更眠。”宋代商业的利润很大,寺院也从事商业的经营,餐饮旅馆业是其主要项目。据《宿州志》载:明代柳孜镇有“庙宇九十九座,井百眼”。张耒的诗表明柳子在宋时寺院很多,可供游人住宿,可以想象柳孜镇在唐宋时是非常繁荣的。
永城
永城,有着悠久的历史,曾是商朝的一个攸国。隋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割彭城、睢阳二郡之地置永城县,攸国之地有“永”,县名系沿用原有之“永”地而得名。
永城驿站最兴盛的时期是唐宋时代,自隋代开凿大运河流经永城后,永城变成了水陆交通中心。那时不但有陆路驿道,而且增加了运河水驿。唐代诗人薛能曾泊舟汴水,在永城驿站写诗一首《下第后夷门乘舟到永城驿》:
“秋赋春还计尽迟,自知身拙是求知。惟思旷海为休处,忽喜孤舟似去时。连浦一程兼汴宋,夹堤千柳杂唐隋。从来此恨皆前达,敢负吾君作《楚辞》!”
今商丘市,因商朝建都于此而得名,宋太祖赵匡胤发迹于宋州,商丘古称睢阳、宋州、南京等。商丘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很繁荣,《史记》:“睢阳,亦一都会也。”汴河通航后,商丘城市规模迅速扩大,至唐代时已成为全国的大都市之一。每当夜幕降临,驿馆前熙熙攘攘,酒楼高朋满座,歌舞相伴,一派繁荣景象。
天宝三载(744年)夏秋,高适与李白、杜甫一起在宋州一带漫游,三位大诗人不期而遇,成就了唐朝文学史的一段佳话。他们登梁孝王吹歌台,开怀畅饮,怀古伤时,慷慨悲歌。留下了千古不朽的诗篇。李白憎恶权贵,视王侯为粪土,他在《梁园吟》中写道:“昔人豪贵信陵君,今人耕种信陵坟。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梁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舞影歌声散绿池,空余汴水东流海!”道出了古今豪贵不足恃的明智见解,同时还表示了“欲济苍生”的意愿。
杜甫却在《遣怀》诗里以截然不同的心绪记载了这次盛会:“忆于高李辈,论交入滔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这是与杜甫怀兼济天下之志的精神状态分不开的。
同李、杜分手后,高适继续东游。从睢阳郡东(古梁园)出发,沿汴河浮舟而下,先后游历了谯郡的酂县和临涣县,彭城郡的符离县,临淮郡的零壁驿、虹县、徐城县和临淮县,(入淮河),淮阴郡的盱眙县、淮阴县和山阳县,最后抵达临淮郡的涟水县。汴河沿岸的人文历史,壮丽的景色,给了高适无尽的灵感。他妙语连珠,一气呵成,写出气势磅礴的千古名作《东征赋》:
“出东苑而遂行,沿浊河而兹始。经涣城而永望,想谯郡而销忧。慨魏武之雄图,终大济于横流。”“下符离之西偏,临彭城之高岸。连山郁其漭荡,大泽平乎渺漫。”“次灵壁之逆旅,面垓下之遗墟。嗟鲁公之慷慨,闻楚声而悒於。歌拔山以涕洟,窃霸图而莫居。擯亚父之何甚,悲虞姬之有余。出重围以狼狈,至阴陵以踌躇。顾天亡以自负,虽身死兮焉如?”
高适是一路观览两岸风物,遥想古人古事,妙笔生花,恣意纵横,让人叹服。
此时的高适意气风发,豪情万丈。但以后发生的一件事对高适的打击很大。他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时,平息了李璘之乱,事业蒸蒸日上时被宦官李辅国恶意中伤和诋毁而罢兵权,左迁东都太子少詹事。乾元元年(758年)高适赴洛阳之任的路上,在睢阳驿写下《罢职还京次睢阳祭张巡许远文》一诗:“寂寂梁园,悠悠睢水;黄蒿连接,白骨填委,思壮志于冥寞,问遗形荆杞”。此诗异常凄凉、悲痛。
开封
北宋都城汴京,又称汴梁、东京,今河南开封。开封最辉煌鼎盛时期无疑是在北宋,京城常住人口已达百万以上,百行百业,兴旺发达。风景旖旎,城郭气势恢弘,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下面裴湘这首词《浪淘沙·汴州》,具体描写了当时都市的开放和繁荣,
“万国仰神京,礼乐纵横。葱葱佳气锁龙城。日御明堂天子圣,朝会簪缨。九陌六街平,万物充盈。青楼弦管酒如渑。别有隋堤烟柳暮,千古含情。”
隋开大运河,位于汴河要冲的开封,迅速发展起来。《宋史》说:“国以兵为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汴河为主。”北宋时汴河运粮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大中祥符时期达到了七百万石,宋真宗天禧年间每年达到八百万石。常年在汴河中往返的船只数以万计。汴河上千帆竞渡,万舸争流。汴河成为全国最繁忙最重要的第一等驿路。唐宋在汴河设驿也最密集。唐姚嵘《题大梁临汴驿》:“近日侯门不重才,莫将文艺拟为媒。相逢若要如胶漆,不是红妆即拨灰。”权要之门相互利用,他们看重的是钱财,而不是人才,一介寒生,空负才智。这是对当时社会不公、污浊的抗议。
唐王建《汴路水驿》:
“晚泊水边驿,柳塘初起风。蛙鸣蒲叶下,鱼入稻花中。去舍已云远,问程犹向东近来多怨别,不与少年同。”
记录了诗人由水驿远行的感受。诗描绘的是驿边风景的秀丽,一派鱼米之乡的风情。汴河路上的驿站,大多数是水驿,在馆驿诗里,描写水驿的诗词不少。
宋周邦彦《渡江云》:
“堪嗟。清江东注,画舸西流,指长安日下。愁宴阑、风翻旗尾,潮溅乌纱。今宵正对初弦月,傍水驿,深舣蒹葭。沉恨处,时时自剔灯花。”
写词人舟行赴长安途中夜泊运河水驿的所见所闻,“清江东注,画舸西流”表明词人是沿汴河逆流而上,宿泊淮楚水驿。
宋卢秉《题汴河驿中》:
“苍颜白发老参军,剩粜官粮置酒樽。但得有钱供客醉,谁能骑马傍人门。”
有的孤寒士子自鸣其不平而写诗题驿,以期引起名人和权贵的注意。此诗据说真的被路过的王安石看到,“见而爱之,遂获进用。”看来,古人写诗还是有用的。
《隋书·食货志》载:“开渠引榖洛水,自苑西入,而东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谓之御河。河畔筑道,树以柳。”关于隋堤杨柳,笔记野史中还有这样一则故事:运河修好之后,隋炀帝的龙舟船队沿运河南巡,浩浩荡荡向江都进发。时值初夏,隋堤上千名殿脚女香汗淋漓,怜香惜玉的炀帝与大臣商量对策,翰林院学士虞世基呈上对策:在堤岸遍种垂柳,清荫交映,一可为殿脚女遮阳,二能加固新筑的河堤,其三摘下柳叶还可喂饲拉纤的羊群。隋炀帝听之大喜,随即传旨隋堤岸边的郡县连夜赶种柳树,不出数日,隋堤两岸植满了从各处抑止而来的柳树,这让好大喜功、善做政治秀的隋炀帝满心欢喜。炀帝还亲手种植一株柳树,以为垂范,作为君民同乐的见证。一看就知,这是演义的故事,不可信,羊群能拉的动纤吗?不过汴河上普遍种柳却是事实。
驿路种树最盛的是汴河沿岸,陆游《盱眙军翠屏堂记》记载:“国家故都汴时,东出通津门,舟行历宋、亳、宿、泗,两堤列植榆柳槐楸,所在为城邑。行千有一百里,汴流始合淮,以入于海。”唐杜牧:“夹岸垂杨三百里,只应图画最相宜。”唐李益《隋堤烟柳》:“汴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已成尘。行人莫向长堤望,风起杨花愁煞人。”唐秦韬玉《隋堤》:“种柳开河为胜游,堤前常使路人愁。阴埋野色万条思,翠束寒声千里秋。西日至今悲兔苑,东波终不反龙舟。远山应见繁华事,不语青青对水流。”宋张耒《离宿州后寄兄弟》:“两行绿树当隋岸,一片春云限楚天。”这些诗无不写出了隋堤柳如画的美,让人心旷神怡。
汴河两岸柳树成荫,烟雨朦胧,非常美丽,激起文人雅士的灵感,创作了许多咏汴河柳的诗作,成为馆驿文学的一部分。在这些咏隋堤柳的诗里,最著名的要数大诗人白居易的《隋堤柳》:
“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自黄河东至淮,绿阴一千三百里。大业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烟絮如雪。”“二百年来汴河路,沙草和烟朝复暮。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
白居易在诗中不仅赞美了汴河隋堤的胜景,翠柳如丝,随风荡漾,仿佛半含烟雾半含愁,景致格外妩媚。而且隋堤之柳也成为了一种亡国的指代象征。一句“海内财力此时竭,舟中歌笑何日休”,把炀帝奴役民众、民不聊生的苦难淋漓尽致地揭露出来,警告后世统治者要以隋炀帝的横征暴敛为戒。发出同样感慨的还有唐另一著名诗人李商隐,他在《隋宫》一诗写道:“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写出了隋炀帝为了寻欢作乐,劳民伤财,开凿运河,成了和陈后主一样的亡国之君。讽古是为喻今,诗人把隋炀帝当作荒淫奢华的暴君,以告诫晚唐的统治者,不要重蹈覆辙。
今天我们来评价隋炀帝,应该一分为二地看,有功有过。光一个运河的开凿,不足以使隋朝灭亡。汴河无罪,柳树无罪。有罪的是隋炀帝,他横征暴敛,极度奢侈,加上官吏腐败,战争频繁,民不聊生,造成人民起义不断。对隋开凿大运河,我们也应该公正地看到,有劳民伤财的一面,也有造福后代的一面,带来了唐宋时期的经济繁荣。正如唐代诗人皮日休在《汴河怀古》中所写:“尽管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这是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曹大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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